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 ——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