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 。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 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