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很可乐的文章，居然还有时评作者认为《人民日报》的数据“权威”，说起来这位沈先生真对得起他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无怪乎和菜头痛批时评“横行无忌、瓦釜雷鸣”了。有些时评作者不去查找资料就胡说一通，这当然可恶；有些时评作者确实查找了一些数据，但对数据缺乏基本的研判取舍能力（这可能不是他本人的失误），这种看似有理有据的评论其实比没有依据的摇唇鼓舌更加具有蒙蔽性。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春节期间因为温相的关注而迅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却迟迟不见具体的实际政策出台，媒体的后续报道也戛然而止。这和温相天津车站给白血病儿童捐款如出一辙，一个领导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根本无法革除社会弊病，只有建立严格的制度保障才能让白血病患者不为医疗费忧心，让农村的孩子们和城市的孩子们一样得到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未来
沈若愚：也说说“城乡大学生比”
薛涌先生在2月6日《东方早报》评论版中发表的《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阐释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大学目前招收的农村孩子太少，这不仅是公平问题，而且是效率问题。因为按照美国专家的研究结果，智商是不能改变的，且是在人群中固定分布的，而大学里应该多招收高智商的学生，从而提高竞争力。如果从农村招的孩子太少，就会多从城市招收智商不怎么拔尖的孩子，所以中国大学会“弱智”（平均智商下降）化。由此建议“政府必须以拨款为杠杆，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
笔者无意挑战美国专家关于智商的研究结果，仅就“城乡大学生比”，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看法，同薛先生商榷:
一是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今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 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 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 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今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 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二是逻辑的错误。假定“上世纪80年代高校城镇生源占70%”是合理的，那么如果“目前城镇生源占82.3%”是不是一定就不合理呢？笔者检索了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城乡人口之比是23.71%和76.29%，而2006年城乡人口之比是43.9%和56.1%。可以看到，城镇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了85%，那么按假设，高校中城镇生源的比例有所上升是正常的，但是上升多少是合理的，则无法确定。
三是解决方法的错误。如果政府真的“要求大学（特别是拿国家经费最多的一流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高考移民”——“高考下乡”，即一些城市孩子通过各种手段变成农村户口，以便容易上大学。
其实，问题的真实模样很可能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国高校农村生源的比例是上升的，但在一流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却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中比例下降，才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薛涌对沈若愚的回复
沈先生的批评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仅就这一批评的各点提出质疑：
第一点显然是最要害的批评。沈先生举出教育部的数据，证明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农村出身，即53%。这几乎和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此数据准确，媒体所报道的农村大学生减少等等就纯属无中生有。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有关问题上的言论也是严重失实。究竟谁是谁非，我多年没有回国，还是留给国内读者判断。我只是希望从智商理论提出质疑。按《钟曲线》的智商理论，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平均稳定，和阶层、文化等等没有关系。中国城乡人口的智商分布也应该是相对均衡的，即城乡人口大体一样聪明。如今城乡收入差距如此之大，自然造成了农村教育条件的落后。国家在高等院校录取方面，也没有采取重要的对农村的倾斜政策。农村学生在如此劣势的条件下，居然和城里学生在高考竞争中打了个平手，这怎么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农村人口的智商比城市人口高出许多，乃至在危房中读书的孩子能够和有游泳池、田径场、良好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重点高中的孩子竞争。这可能吗？所以，教育部的数字并不能简单相信，因为那不仅不合常识，也不合逻辑。
第二，沈先生指出：1985年城乡人口之比是23.71%和76.29%，而2006年城乡人口之比是43.9%和56.1%。城市人口上升了，所以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上升。在他看来，如果上世纪80年代高校城镇生源占70%”是合理的话，那么目前城镇生源占82.3%也就未必不合理了。我从来没有说三十多年前的比例就是合理的。1985年农村人口是全国总人口的76.29%，但农村学生仅30%左右，这本身就不合理，至少应该是70%以上的农村学生才合理。如今56.1%的农村人口，仅有17.7%的农村大学生，农村学生的代表性依然非常低，怎么就合理了呢？改进在哪里？
第三，政府要求大学招够一定比例的农民大学生会带来高考移民之说，实在耸人听闻。即使真发生，也未尝不好。如果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独生子女能放弃条件优厚的重点学校，到落后地区读书，对他们本人是非常好的锻炼，让他们认识了更广泛的社会。同时，他们把经济资源带进农村，农村的房地产会涨价，就业率会提高。同时，城里的重点中学空出来，正好可以吸收民工子弟。这岂不是更大的社会公平吗？
从沈先生的反应看，城里人特权享受惯了，对有些天方夜谭似的数据一厢情愿地相信，而对另一些本应该是触目惊心的数据，却见怪不怪，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这实在不免让人惊奇了。（来源）
附乖乖同学的一幅四格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