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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茅于轼:八十自述

茅于轼老师是我尊重和敬仰的一位敢于讲真话的学者,八十大寿,已届朝枚之年,希望茅老在为祖国健康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多多休息。容我八卦一句,茅老师能够有这么一位美貌贤惠的娇妻相伴,真是神仙中人啊~

茅于轼自述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小就有。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活了不到四十岁,她生了二个儿子,姓戴。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六十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别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七十。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非党人士是得不到信任的,有职无权。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作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解放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解放前一直继续到解放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

一辈子的“吃”

过去的八十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的伤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小学校,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时,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利钟表点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美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大大地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吃得慢,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一只是炒肉丝,一只是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跟着我。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常,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腊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吃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内地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

全国解放后生活又开始好转,那时我到了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爱人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于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解放初时候工资每年都长,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元/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常,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生活一落千丈。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吃的已经不成问题,山珍海味经常品尝,鱼翅海参也不稀奇。但是人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过去认为最好吃的食品,现在不觉得有什么好。也许是味觉退化的缘故。

教育

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五岁多。不会上厕所,要隔壁的姐姐照顾。别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后来由于抗战,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转辗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在桂林,全州等地上学,后来到了重庆,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46级的校友。总起来看这 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因为好奇心。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老师都还可以。但是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的最后一年。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他叫伉铁建,大家叫他伉老二。他教的解析几何非常清楚。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就完全明白了。考试就不害怕了。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体育,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有机会出国,就能够用上。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于影响到人生观。那时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很丰富,我们常常去兰心剧院听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由Foa指挥的古典交响乐。我还学了两年的小提琴,进步很快,能够拉贝多芬的小夜曲,还试着找人给我钢琴伴奏。但是没有成功。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那时候没有人指导,自己瞎摸,天文地理无所不学。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阅读都是浪费时间。但是有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给我的帮助很大。1955年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己学习,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我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特别是自己感觉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看了不少历史书。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可是没有用处。该学的数学反倒没有学。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以后有机会去了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是没学到新东西,因为大部分的课我都能讲。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像杂志一直看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为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三千美元,交掉一千美元的税,还剩下两千美元。一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没有博士学位,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衰老

我第一次发现有老象是1970年我40岁前后,在大同厂看电影,忽然感觉眼睛糊涂。其实就是开始老花了。不过老花眼发展得很慢。和其他人比较还算好的。至今我不戴老花镜还能够勉强看报纸。到7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体力当然不像年轻人,但是还能够坚持早上跑步,要跑两三千米。但以后跑步就取消了,因为膝盖疼。前后加起来跑步跑了三十来年,除了中间因为膝盖出毛病,中断过一两年,就没有断过。我打太极拳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最初是在铁道研究院工间操的时候向同事梅志存学的。他也是刚刚在街道的体育小组学的,转手就教我们。当然水平很低。以后我自己开发,用心提高。我打的是吴鉴泉88式(或106式),我开发了镜式太极拳(或称对称太极拳),写过太极拳的锻炼日记,用热力学,流体力学来解释太极拳。有一度兴趣盎然,但是后来工作一忙,就没有继续开发,现在每周只能打三四次,不能天天坚持。

游泳是我喜欢的运动。最早是1941年在全州中学时,学校后面有一条小河。夏天时我们天天在那儿游泳。以后就没有机会天天游。到现在,有机会时候我总争取游一会儿。但是我不敢冬泳,怕冷。

由于我爱好运动,到老也还算健壮。可是也未必,我太太从来不运动,年轻时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来了。可见和运动不运动没多大关系。

我到75岁时,在一般生活上没有感觉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听力减退,配了助听器,可是用处很有限。所幸视力还好,80岁时视力还有1。0和1。 2。在75岁以后,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来越不稳。特别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的尽头。做事老想着事业的结束,而不是开发一个事业。退的思想越来越多。八十岁时还能够走动,可以随团出境旅游。但是再过两三年恐怕这一切都得停下来。

赵燕玲出身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後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她父母结婚可说是门当户对。但是下面的几个子孙不肖,抽大烟败落了。也幸亏败落,否则解放之后说不定会变成地主资本家,被斗被杀。

她出身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有责任感。所以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总希望我归顺权威过个好日子。可是我自有我的原则,结果难免磕磕碰碰。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共产党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了。这一点不同说明了我们两家在基本观念上的区别。解放后她家不再有原来的气派。解放那年她15岁。在这之前过的是少爷小姐的阔气生活。家住在深宅大院里,家里用好几个保姆,还有车夫。当然抗战之后他们家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是1934年出生于张家口,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的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全家宠爱在一身。

她父亲把她看成心中的至爱。不惜工本地打扮她,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满足她所有提出的要求。给她买手表,买派克钢笔,买首饰。那时她还在读小学。因为身体弱,免上体育课。所以她的体育很不行。读书也是马马虎虎,经常因病请假。全家人最怕她生病。一生病全家人都紧张。到了青春发育期她忽然长得健壮起来。体重有150斤。完全没有一点病夫的影子。她大腿上的肉绷紧得捏都捏不起来。但是在齐齐哈尔得了胃病,几乎送命。以后身体一直不好。1975年她妈从苏州来北京看她,见到她落了形,以为她将不久于人世。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她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到七十岁以后越来越好。过去的老毛病,胃病,糖尿病,肾病,都不见了。

苏州那时流行伤寒症。可能因为供应开水的老虎灶为了省钱,水没烧开。她生这个病几乎把命送掉。头发都掉了,耳朵也聋了。她父母以为没救了,棺材都买好了。幸亏到丹阳请了一个有名的中医,救了她一命。但是青春期发育大大地推迟,成了一根细长的竹杆子。我头一次见到她的照片就是又瘦又长。但是透出清秀和天真。那时候她大概是15岁。

解放后她家已经搬出了花园洋房,住进了苏州狮林寺巷63号(上个月我去访问了它,已经不复存在,被拆掉了)。这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这儿。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那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其实我的三舅妈曾经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可能我还去过那儿,甚至还见过她。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她的童年是快乐的。他们住的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坎。解放后有好几家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出跑进。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孩子们的淘气,尽情地开心,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想象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或者(舅妈的女儿)3。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恋爱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而且是起伏跌宕,情节曲折的故事。我想起德国剧作家席勒(1759-1805)的一句话:魔鬼在谁家下个蛋,他家就生下一个漂亮女儿。意思是说,美色是遭来祸害的原因。中国也有一句成语:红颜薄命。其实,不光光是美色,一切人间稀罕之物,都是遭来祸害的东西。珍贵的宝石,大笔的财产,罕见的文物,皇帝的宝座等。人们为了追求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挖空心思,甚至伤天害理,去达到目的。所以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美色是天生的,无法拒绝的。天下有美色的女子如果想避免红颜薄命的结局,必须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如何不被命运掌握自己。赵燕玲的故事可以教她们怎样做到这一点。要说也很简单,就是不要利用自己的美色达到目的,不要为环境所左右。她住的63号门内有三位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长得出类拔萃,都是典型的苏州美女。我都见过她们。确实叫人动心。但是那两位的命运都不好。都因为贪吃贪玩,还没有结婚肚子已经大了。后来勉强将就,婚后都不愉快,于是离婚,再结婚,甚至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老来都很艰难。

她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所以物质引诱对她不起作用。所以能够抵御俊色和权势。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人。到了齐齐哈尔,她是齐齐哈尔的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整个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受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动她脑筋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同样惊动了北京城。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窗玻璃;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没看见她去,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共产党以打抱不平起家,为穷人说话,分富人的财产,鼓励穷人反对富人。这样的政策引起的一个风气就是嫉妒心理。对社会上的人才,不管是有钱,有学问,美貌,都是嫉妒的对象。历次运动都针对社会上的这些精英分子。文化革命来到了,各方面对她的美貌嫉妒有了发泄的机会。在抄我们家的时候,把她剃了一个光头。言外之意是“看你现在还美不美!”文革时候每个人完全丧失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只能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的抵抗,否则会遭到更残酷的对待。我也被剃了光头,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光头。被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打他。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七十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的名声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全家人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忖衫忖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另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刚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一千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得了奖励。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

挨饿

三年灾荒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災荒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会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得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记得只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就喝水填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

音,体,美

我喜欢音乐,喜欢运动,喜欢美术。茅家有音乐细胞,茅以升的二儿子就是一位音乐家,拉小提琴,教钢琴和小提琴。还有堂哥茅于敏钢琴弹得极好。差不多茅家全家都喜欢音乐。陈家也类似,我的表弟陈自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当过右派,又做过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在小学时就喜欢唱歌,在南开中学时每天晚饭后是我的唱歌时间。可是在我发育声带变化时把声带唱坏了,从此再也不唱歌了。在读大学时,茅于敏和我的朋友和同学沈逢吉带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我们经常去兰心剧院听Foa指挥的交响乐。我还跟著名的小提琴家杨彬荪学小提琴。我们一起学的几个人中我的进步最快。拉了两年已经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小夜曲,巴哈的舞曲。可惜去东北后工作繁忙,就此中断。改革前虽然收入微薄,总想方设法买古典音乐的唱片。后来去了美国,经济上有点条件,就买了唱机和唱片。再后来,有了 CD,又买了许多CD。现在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听,有不少CD买来之后只听过一两次。如果将来有点空,首先是要听音乐。

我喜欢运动,是在南开中学培养起来的。先是长跑,最简单,不需要任何设备。到了上海交大喜欢玩双杠。可惜没有人教,只好自己琢磨,进步很慢。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运动会,要把火炬从南京传递到上海,从上海交大的学生中选拔火炬手。我被选中,跑句容往东的一段。当时共产党已经渗透到苏北农村。苏南地区也不安定。所以公路两旁有军队防护。而且为了安全,晚上休息,白天接力跑。每人跑六公里,据记录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我们这些火炬手各得一双跑鞋,一套短裤背心。我还喜欢游泳,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还学过气功,有点成效。

我喜欢画画,这也是在全州中学培养起来的。我们的绘画老师非常好,指导我们怎样把画画好。我最喜欢画雪景,每星期都盼着上图画课。后来研究经济学,很想画漫画,买了几本基础绘画的书,但是没有人教,始终没做成。但是我懂得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包括画画,风景,人体,图案。

由于对音体美的爱好,人生变得更丰富。所以音体美的教育十分重要。我在临县教育扶贫中特别强调要为小学开音体美的课。可是大部分农村小学都没有这些课。我专门请了我的朋友黄怀仁老先生去临县教音乐,效果非常好。另外买了许多体育用品,羽毛球,跳绳,乒乓球,让孩子们有机会通过游戏锻炼身体。

学术成就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我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所学的力学,电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功夫,可以说是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文章中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按不到我的头上。

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先说铁道机械方面。

1)车辆阻力试验。搞明白了各种车辆在不同的速度下的阻力。重车的阻力在低速时约为每吨1。5公斤,高速时为3至5公斤,以速度而定。

2)蒸汽机车牵引动力试验,做了各种机车在不同的速度和负荷下的热力学性能,包括牵引力,煤耗,热效率。

3)分析了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每次试验有上万个收据,每个数据都存在误差。这些误差如何影响最终结果,给出结果的误差范围。分析中要用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

4)蒸汽机车的动态牵引热工性能。我发现机车的静态性能不同于动态的性能。讨论了二者的区别,形成的原因,给出了分析方法。

5)铁路安全的概率论分析。那时候铁道部没有人用概率论来分析行车事故,完全用经验方法对付事故,缺乏科学性。我的论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6)列车牵引的能量方程及其应用。我用力学原理推导出列车牵引的能量方程,并证明了国际上用均衡速度法计算行车时分的结果恒偏大,纠正了沿用了几十年的计算运转时分的方法。这篇论文中用到了变分法和牵引动力学,估计铁路系统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此文发表在长沙铁道学院的学报上。

7)列车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配合。这是铁道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室的一个课题。我是其中的主要成员。该课题获得一个奖励。
8)列车最优操纵的研究。在给定线路断面,机车性能,列车阻力的条件下,如何操纵机车,使安全正点,并消耗的燃料为最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我在1951年开火车时就萌发这个问题,到了铁道研究院后一直在我心目中盘旋。我和几位数学特别好的同事一起研究了好几年。为此我学了运筹学,数学规划,各种最优化理论,动态规划,变分法。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达到能够应用的程度,但是开辟了我通向择优分配原理之路。

经济学,人权,制度,道德问题方面:

1)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这个原理包括很丰富的内容。首先是优化分配的必要条件是分配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德国数学家戈申已经推导出的戈申定理。其次此定理可以推广为择优分配的一般原理,就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拉氏乘数法。我证明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我善于把复杂的理论简化为常识来理解,对拉氏乘数法解释为择优分配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我又证明了拉氏乘数法中的乘数兰姆达 λ就是经济学中的比价。乘数兰姆达λ的量纲或单位就是产出和投入的单位之比。如果讲化肥用于增产粮食,λ的单位就是“公斤(粮食)/公斤(化肥)”;如果粮食的单位用钱表示,λ的单位就是“元/公斤(化肥)”,或化肥的价格。择优分配就是使用化肥的边际收益不得低于它的价格。在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中,最优配置就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

再进一步,通过非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把原问题(一定量的化肥产出最多的粮食)转化为对偶问题,即要产出一定量的粮食,至少需要多少化肥。从而得出λ 与资源总量的关系,也就是价格与可供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需求曲线。由于收益递减,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倾斜。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牢靠。最后将这一推导转用到供给关系上,得出边际成本线必定是供给线。这就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构架。这个理论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直接和资源最优配置相联系,证明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择优分配。

择优分配原理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优化理论。不仅仅用于经济学,而且可用于企业管理,产品设计,时间分配,日常生活等方面。这个原理还可以应用到动态过程。在捷降线问题中将落差形成的位能看成资源,将落差分配给不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各个小段,使依靠重力降落所用的时间最短。再前进一步可以推导出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它的经济学解释是调整的成本在边际上等于调整所得的收益。在经济学的应用,可以是汇率调整过程的优化,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动态应用没有包括在择优分配原理的书中。但在2007。4月号《经济学季刊》中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常讲,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的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那本书《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进,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2)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

3)对道德的功利主义解释。这里用到经济学来解释道德,它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并且证明那些传统道德观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先人后己”。证明自利是合乎道德的,但是这个自利是一切人的自利,而不是某些人可以自利,把其他人排除在外。道德中的丑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损人造成的。道德的底线不同于道德的高调。可惜的是我们太习惯于高调,而忽视了底线。关于道德的讨论我极大地得益于王国乡。是他领我走上研究功利主义道德观的。他在北大上学时被打成右派。他又是首先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人,他早我六七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后来我们成为莫逆之交。

4)人与人在社会中的对等地位。可以设想,如果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社会永远不会安宁,因为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服气,必定有革命造反的事情。问题在于人与人平等之后,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这就有了民主方法。地位对等,不但是道德理论的基础,也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府是侵犯个人自由的主要来源,所以当官的人必须是懂得约束自己,不侵犯他人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5)对市场的理解。由于证明了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创造财富(在没有负外部性的条件下),所以市场创建了一个财富帕累托改进的环境。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经济全球一体化不但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消灭了争夺资源的战争。如果破坏了全球市场必将引发战争。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应该以保护市场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一切其他争端都要让位于全球市场。

6)市场对于财富的创造是极其有利的,但是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而是快乐或幸福。鉴于市场是财富的帕累托改进,全社会的财富只增不减,财富趋于极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快乐代替财富,就能发现使全社会快乐极大化的方法:自己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快乐。这可以作为个人的人生观,也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口号,使全社会走向快乐的极大化,走向和谐。

7)对人权的理解。平等自愿的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且这不用别人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个自发过程迟至十八世纪才慢慢发生?答案是平等自由的条件不具备。也就是人权方面的障碍。所以市场制度是和人权的发展同步的。当今世界上,讲究人权的国家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蔑视人权的国家都在经济上遭遇困难。按照人权的理论,我区分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过去国家的执政者总是拿人民的利益偷换成国家的利益,又进一步把政治家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老百姓上当受骗几千年之久,现在到了纠正的时候了。但是这几千年的谎话已经变成了真理,纠正绝非易事。

8)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于是大家盼望政府出来纠正它。可是其前提是政府的政策必须是正确的。这一点事实上是无法保证的。市场犯错误,最终它自己会纠正,而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人们往往假定存在一位智者(政府),他能够帮助我们解难题,就像伯乐那样。可是谁是伯乐,是比原来的难题更难的一个问题。这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说到底,只能凑合着办,没有万全之策。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它不需要监督,能够自发地高效地运作。对它的失效只能凑合着纠正,不可能完全放弃它。

9)市场经济中的非自利因素。人们都以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济人假定,即人都为自利而工作。整个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的。然而仔细分析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中,比自利更重要的因素是责任感。弗里德曼提出的“用谁(自己或别人)的钱,为谁(自己或别人)花”,得出福利国家是荒谬的结论。但是我发现,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钱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政府花纳税人的钱),而且有大量的钱是为了自己在花别人的钱(企业家花社会储蓄的钱)。要使这些钱花得有效,只有靠责任感。我进一步提出“用谁(自己的或别人的)的劳动为谁(自己或别人)赚钱”,发现只有摆小摊的人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在其他一切组织中,都是自己劳动为公司赚钱,为股东赚钱。要使这些劳动投入有效,只有靠责任感。所以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成功与否,不在于人们是不是经济人,而在于人们有没有责任感。这是对经济学基本假定的极重要的补充。

我的著作

1)《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1957年出版,人民铁道出版社。
2)《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1985年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此书在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在2008年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第三版,改名《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
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1996年第一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在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第二版(此书因鼓吹私有化而出版社被罚)。
4)《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1993年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再版;2003年出第二版,2008年出第三版。再版时将书名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
5)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4出版。
6)《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被中宣部禁,该书又在台湾和香港出版。
7)《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2007。8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8)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9)200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200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修订。
11)《我所认识的经济学》2004年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改版为《财富是如何创造的》
12)2004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第二版。
13)《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4)《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4出版。
15)《茅于轼谈经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出版。


对中国前景的展望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编辑:陆思同,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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