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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中国原色

原文 双语对照

简介

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9年第二期的封面文章,由两篇观点完全相反的文章组成,两个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预测。两篇文章之后还附有两人简短但针锋相对的辩论。

裴敏欣 乔纳森·安德森

中国令人目眩的经济腾飞造就了一批它的坚实拥趸,也一直吸引着众多批评的目光。凭借其规模效应,中国经济无论是将继续辉煌还是瞬间崩溃,其后果都会令世界各国胆战心惊。中国能否有效掌控其经济的发展?深层的社会矛盾是否会浮出水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裴敏欣并不乐观,他认为恶化的环境、失控的民众以及问题丛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绝不可低估。安德森却恰恰相反,他相信中国的GDP仍然能够强劲增长,甚至有望创造其它国家难以企及的世界纪录。

危机隐现 作者:裴敏欣

预言一个国家的未来与预测一支股票的未来其实没什么差别,都是要借助其历史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推测。所以说,对中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很多人相信它能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再增长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这种信心是有理由的,极高的储蓄率、庞大且逐渐整合的国内市场、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全球化贸易系统的迅速对接,这些都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强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曾经克服过很多唱衰中国的人认为根本无法克服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重重困难,其出色表现令一般人很难相信,中国的经济腾飞会嘎然而止。

固然,中国也许确实能像乐观的人估计的那样再增长二三十年,但要注意的是,其经济面临停滞的风险同样很大。那些由政府发出的半途而废或根本就是瞎指挥的各项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构缺陷很可能会毁掉中国的增长。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大力发展经济,但它往往为了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社会的根本福利,这种牺牲引起人民的不满后逼迫它更加求助于经济的发展以求消除不满,但追求发展的结果又往往是民众利益更加受损,如此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外,尽管中国政府过去成功回避了一些问题,例如严重依赖补贴的工业、逐渐恶化的社会收入不均、严酷的劳动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还一直存在,而且有的还变得更加严重。

因为依赖经济发展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国政府总是喜欢在那些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大笔投资,比如大规模的工厂和工业园区,但诸如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等问题统统被忽视了。这种对“形象工程”的侧重实际上造成的社会成本很高,是典型地牺牲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以换取短期的增长。这也是我对中国未来难以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

长此以往,这些“社会欠账”将全方位削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也令人民日渐苦闷与躁动不安。听任这些欠账不断堆积而不闻不问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要减少这些“欠账”又谈何容易,需要大量额外的资金投入和复杂的政治配套改革。

更严峻的是,一些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将在未来逐渐恶化,比如庞大而年轻的适龄劳动人口、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全民一致的对发展经济的认同。越来越少的劳动力,迅速老龄化的国民再加上极度恶化的环境,中国除了在“发展停滞”或“彻底变革”中做出选择外,没有第三个选项。中国政府如果不能进行某些重大的政策调整的话,“中国快车”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出轨翻车,尽管此前它一直能够保持危险行驶但却做到有惊无险。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能从问题的源头着手,切实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很多诸如经济均衡发展、返还社会欠账和争取更多政治支持等等这些难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它能做到吗?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内在张力来抗衡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否有这个魄力来打破目前小心维系的政治经济各方力量平衡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整个世界正在被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慢慢吞没,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现在,是到了重新衡量一下风险并且再次审视一下未来的时候了。

中国有一句谚语,“一白遮百丑”,高速的经济发展其实掩盖了很多严重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缺陷。发展的高速度常常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制度优越性和政策英明的证据,但对经济发展速度近乎偏执的追求使我们忽视了国家大厦下面那些脆弱的支柱。日复一日,因短视而带来的洋洋得意的情绪令我们对一些危险的信号视而不见。

中国过去三十年良好的经济表现有赖于四个重要的因素:极高的国内储蓄率(为工业投资提供资金),人口红利(为企业提供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全球化红利(进入全球化市场进行贸易)和对原有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而释放出的高效率。这四大基本要素自1980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然而,它们也使得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或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对市场有效的监督机构也没能建立起来。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进行过重大改革,它确实做了很多,但无一例外的,那些改革都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驱使下被迫的选择(90年代末的国企倒闭风潮就是一例)。

这种消极应对的行为代价高昂,因为高额投资、人口优势和贸易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当中国出口锐减而国内需求不振之时,境况就变得很明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不利于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削弱了其应对眼前经济危机的能力。可以肯定,这种不平衡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其主要特征包括:对固定资产的过量投资(比如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家庭消费低迷、日益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的滞后发展。从1992年到2005年,总投资从占GDP的36.6%上升到42.6%,而总消费从47.2%下降到38%。2007年,总消费下降至占GDP的35%,创历史新低。相应的,出口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到2007年,出口总值已经占到GDP的25%。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投资都投向了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持续的高投资恶化了制造业与服务业本来就存在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第三产业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显得十分落后。

过量的投资不仅造成了对出口和工业的依赖,而且也使得投资的经济产出逐渐减小。1991年至1995年,1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投资可以产生6620万元的额外GDP,创造400个就业机会以及带来1040万的工资,而到了2001至2005年,同样的投资只能产生286万元额外GDP、170个就业机会和370万元的工资。

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威胁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造成中国长期的产能过剩、偏低的生活水平和频繁的贸易摩擦,而且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加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慢慢减少,使中国难以发挥其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

显而易见,这些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都是经济体制没有进行彻底改革和长期坚持某些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无论是通过直接干预还是间接的政策控制,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还在延续。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到GDP的35%,但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要比这个并不算小的数字所显示的还要重要得多。所有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如银行、金融服务、自然资源、能源产业、电信产业和大部分重工业,政府都一直保持其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

此外,诸如能源、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由于政府对生产投资和产品制造的偏爱,这些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土地的初级市场一直难以建立的原因也在于此:地方政府经常以极低的成本从毫无反抗能力的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然后再低价转卖给开发商或直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进一出的土地转让价格其实都远低于其真实的市场价格。资本的价格也是如此,中国政府一直凭借它对金融的控制而大量利用居民储蓄来补贴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资本的价格几乎为零,很多企业从银行借钱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过还钱的问题。尽管居民储蓄名义上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最终还是需要全体纳税人来买单。

能源、土地和资本,对这些中国本来稀缺的生产要素近乎挥霍式的使用以保持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难以持久的,但它却维持了将近三十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中一些强健的基础条件一直在发挥作用,保证了政府主导的这种畸形增长得以持续。遗憾的是,这些基础条件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将逐渐弱化乃至消失,使目前的政策难以为继。

人口和储蓄,这两个条件的恶化最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从2005年到202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从32.5岁增长为37.9岁,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也将由11%提高到17.1%。到2030年,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表示中国将会有3亿5千1百万人年龄在60岁以上,占总人口的23%,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比例将从2006年的5.2比1变为2030年的2.2比1。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从2006年的3比1变为2030年的2比1。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医疗保障、退休金和劳工工资方面的支出,令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更重要的是,老龄化还将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之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私人储蓄大量减少,其减少的金额将相当于GDP的6%。另一份人口报告指出,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中国个人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将由2000年的5.3%降为2020年的2.9%。这意味着政府将无法继续挪用私人储蓄来补贴工业。

社会老龄化再配上糟糕的社会保障,经济停滞乃至最终彻底的衰败绝不是天方夜谭。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隐含很高的社会成本,例如社会公共服务每况愈下、环境污染日渐恶化、收入不均日趋严重,等等等等。仅仅几年前还没什么人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现在这已成了无可争辩的共识。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其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社会代价十分巨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执意将本应投入到教育、医疗和环保上的资源转移到诸如基础设施、城市发展和工业园区等等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欠账不断积累。这种短视政策既出于中央政府维系政权的考虑也和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有关。一方面,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经济增长,它必然偏好那些能刺激经济短期增长的政策,哪怕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也再所不惜;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们升迁的指标全在那些看得见的发展项目上面,为了更高的官位和更大的权力,他们当然有动力挪用社会资源去上大项目。

于是,党中央和地方官对要采取的经济政策达成高度一致,而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触目惊心。

官方数据显示,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相对投入自90年代以来一直就在减少。1986年,国家负担医疗总支出的39%,而公民个人负担26%。到了2005年,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下降到18%,而公民个人负担增长为52%。这种急速的变化明显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且相应地减少了有能力维持医保的人口。从1990年到2006年,医保支出在个人消费中的比例在城市地区翻了三倍(从2%增长到7.1%),在乡村也增长了30%。根据卫生部在2003年做的一个调查,因为交不起医疗保险,约有一半的人患病后选择不去看医生。1991年,国家负担84.5%的教育支出,而到了2004年,这个比例降为61.7%。同一时期,由个人负担的学费和杂费大幅增长,在1991年,这两项只占教育总支出的4.4%,而2004年,他们占到的总支出的19%。国家的教育投入减少导致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降低就说明了这一点(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1980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会有25%升入高中,到2003年,这一比例降为9%。同一时期,城市里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也由86%降为56%。

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环境恶化的情况已经是人所共知。尽管对污染造成的损失没有统一的数据,但大家都知道那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最近一项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因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5.8%,另一项由中国两个政府机构进行的联合研究显示,2004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欠费约占当年GDP的1.8%。这也就是说,仅仅为了清理2004年这一年的环境污染,中国就要拿出2004年GDP的6.8%,也就是1.086万亿人民币才行(约1580亿美元)。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消极态度已令国家的生态系统危如累卵。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其实很少,特别是紧缺而又分布不均的水资源: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在长江以北约占国土面积64%的地区却只拥有全国水资源的19%。中国政府不惜一切发展经济的政策令本已紧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2004年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约有两万五千公里长的河流水质达不到水生物生存的标准,城市区周围约90%的河流都已被严重污染。 ”如果再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手段,环境恶化不仅将阻碍将来的经济发展,而且可能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

现在我们再来看高速发展的国家都要面对的顽疾–收入不均加剧。尽管导致收入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的失策可能会恶化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中国政府不断削减公共服务的投入,任由穷人独自承担公共产品减少的恶果。此外,政府一直不能建立有效的累进税制来调节收入分配。中国没有资本利得税、财产税或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极为不力,个税至今只占政府收入很小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收入不均的水平已接近拉丁美洲。收入不均总水平从1985年到2006年上涨了39%(平均每年增长1.8%)。如果城市和乡村分开来看,它们的收入不均虽然还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也增长显著。实际上,1985年到2006年,城市中收入不均增长速度两倍于乡村(城市是63%,乡村27%)。相对于收入,中国财富的分配显然更加不均。调查显示,中国财富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由1995年的0.40涨为2002年的0.55(吉尼系数越高则表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不均等)。金融资产的分配尤其不正常,在1995年,金融资产的吉尼系数已达0.67,到2002年则到了0.74。这种趋势可绝不是好兆头,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遏制,痛苦和绝望的人对社会公正丧失信心,中国可能将成为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罪案层出不穷的国度。

如果没有重大政策改变或彻底改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错误的经济战略、恶化的基础条件和积累的社会欠账,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难令人相信中国有能力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即使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中国也不太可能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过去那样的高增长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制造出来的,是吹出来的,是以不断牺牲个人、社会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变革,后果要远比经济增长放缓要严重的多,精英阶层的分化、执政党合法性的丧失和激烈的社会动荡都会接踵而至。即使能够有效变革,经济减速实际上也不可避免。但是,速度减慢本身并不可怕,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不应该对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过度担忧,因为只要中国能以增长速度的降低的代价换取增长质量的提高,在解决掉过去政策错误所遗留的问题后,它应该有能力维持一个说的过去的发展。

以速度换质量,这正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本届政府力图实现的。然后,中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努力目前一直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这恰恰说明了目前的经济战略因深植于当前政治制度之中而难以撼动,绝不是简单靠几句政治上的训诫就可以改变。对于那些任期往往只有两年半的地方官员,只要以经济发展为升迁的标准保持一天,他们对短期经济增长的痴迷就会继续一天。此外,如果中国官员只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他们永远没有动机去施行有利于人民长远利益的经济政策。中国政府在关键行业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垄断也难以改变,因为共产党相信在这些行业的退出和对这些要素价格的放开将导致它难以对经济施加有力的影响,也会损害它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的能力。总之,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中国出现一个能提供充足公共物品和环境服务的好政府的机会微乎其微。

经济发展战略的大变革很可能最终导致政治自由化甚至现有制度的解体——这是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一直竭力避免的。我很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将党的前途压上去放手一博。

不同凡响的中国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

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吗?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们在过去这糟糕的12个月里至少还学到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永远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或永远成功的经济模式,旧时良好的表现决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而且,就像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将存在很多目前看得见或暂时看不见的陷阱,很可能对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就像作家达蒙·瑞昂(Damon Runyon)关于赌马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虽然最快最强的赛马并不一定老是赢,但下注的时候还是要押它们。” 如果要赌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哪个会成为富裕的强国,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押宝给中国,因为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目前已经打破了历史上其它主要经济体所创造的纪录,而且,它在未来10到20年里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其实比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低得多。

在往往充斥着不实臆测和武断声明的辩论中,我认为坚实的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我能找到的最坚实的数字: 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这三十年间,中国官方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当然,这个数据的可靠性引起过学术界激烈的辩论,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数据出于各种原因被夸大了(比如轻视了通货膨胀因素和计划经济统计模式对数据的扭曲)。但是,即使是最具怀疑精神的分析人士也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至少在9%以上。

就算是9%,我们拿这个数字与历史上其它重要经济体发展速度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在它发展的黄金三十年中也“仅有”8%的年均增长率。从1960年到1995年,亚洲四小龙的年均发展速度分别为香港7.8%,韩国8.3%, 新加坡8.4%, 台湾8.9%(台湾是以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不仅如此,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出生率大幅下降以来,中国在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上面也是世界第一。

下面的一组数据与经济增长的来源有关。大家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经济课上教的东西吗?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1、增加劳动力;2、增加资本;3、更加有效地配置劳动力和资本。其中第三种方式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式增长,相对于前两种而言更能检验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可以说是是衡量长期经济发展最好标尺(注1)。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值从同比2%到同比4%不等,大部分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增长率在3%左右。这意味着,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这个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能排第几呢?我告诉你,这又是个创纪录的成绩。二战后,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西方工业国每年的生产率提高也才2%;日本和其它几个经济迅速腾飞的亚洲国家大概能达到2.5%,至于其它国家根本就不值一提。所以说,中国大陆年生产率提高3%的成绩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中绝无仅有,其它国家只能望其项背。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组坚实数据。1990年,中国平均国民收入以美元现价计算是人均350美元。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三番变为人均1000美元,而到2008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三番变为人均3000美元。如果中国在未来二十年能保持目前8%的同比增长率,则其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将在2020年达到8500美元,在2030年前突破2万美元。这意味着到了那时,中国将获得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资格并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其人均收入水平将超过目前的台湾和韩国,其经济总体规模将比现在的美国和欧盟加起来还要大。

我总结一下:仅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考虑,中国无可置疑地是二战后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以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东方地平线上那几缕微露的曙光,而是已经开始了二十年的铁一般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在上面论述的那样,要在2030年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大陆甚至不需要费力维持10%的年增长,8%就够了。即使增长率降为6%或7%,也最多只是延迟几年的发展,无碍大局。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证明中国的发展终将失败,仅靠证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放慢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一场规模巨大的危机或混乱把中国经济快车彻底甩出轨道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证明你的观点,而且,这场危机最好快点儿来,再晚点儿恐怕都来不及了。

在今天的公共辩论中,中国发展的很多潜在的危险因素总是很容易地被不少人拉出来游街,比如泡沫经济破裂啦、全球性衰退啦、社会关系紧张啦、国有企业亏损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低效率啦、政治上没自由啦,等等等等。其实就像我开头说过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上面说的某个或某几个因素一定能够突然打断中国发展的步伐、把经济一拉到底。相反,如果客观地看看这些风险因素,你会发现它们其实也没什么,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我没看出中国近期有什么“隐现的危机”。因为篇幅所限,我只能在下面大概论述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来谈谈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在本轮全球性衰退中的命运。2008年四季度中国出口总额锐减,伴随着国内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下跌,国内建设和工业投资也迅速萎缩,今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时候人们怀疑本轮经济冲击可能把中国推到悬崖边上的想法显然并不奇怪。

但是,中国在亚洲地区绝对算不上是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只有约8%的大陆劳动力在出口企业中工作,玩具、纺织、电器等等中国为世人熟知的轻工制造业实际只占中国总投资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出口贸易扩张最快的时期,净出口也只占GDP增长总额的六分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前中国在出口大幅衰退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增长的原因(比如2001到02年IT业全球衰退的时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口下降不会严重影响中国中期的发展前景。

在国内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的股票市场2005年到2007年间像坐了火箭一样翻了6倍,在随后的15个月中又以同样惊人的速度迅速雪崩。这一上一下不免让人担心,中国会患上日本一样的“后泡沫综合症”。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像这样折腾过很多次了,几乎每隔五年就会出现一次疯狂上涨然后疯狂下跌,实在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不论是在一般家庭还是多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股票资产都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相对于实体经济,中国的股票市场充其量只能算个小角色。

房地产市场需要另当别论,美国的例子已经说明,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浩劫。问题是,中国不是美国。中国购房者的贷款总额很小,按揭比率也很低,全国平均房价实际在过去的十年中相对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一直是下跌的,而且,存量商品房数量从2004年起就没有变过。尽管自去年起中国房地产建设和销售数量都大幅下降,全国房价也出现普跌,但这些最多只是周期性的市场调整而已,与美国的次贷危机完全不同。

接下来谈一下伴随中国崛起而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问题——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有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那些搞计划的人无视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用大量资源投入毫无理性地堆出来的,终有一天,自由市场的力量会在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将旧体制彻底冲垮,就像以前苏联经历过的那样。另有一派人的观点基本差不多,但话说得没那么绝,认为中国有些过度依赖粗放型增长方式,主政者们擅于大笔投资而拙于赢得利润,一旦经济资源耗尽,整个经济系统将摇摇欲坠。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数据资料就会发现,这两派观点都是杞人忧天。上文已经讨论过,对于研究经济资源分配最好的数据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苏联的这个记录非常糟糕,在它存在的最后二十年里,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率为-1%,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差的,不过,这倒也恰恰证明了这个国家经济的扭曲程度。与此对照,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不是最差的,反而是是创纪录地好。这种增长体现在很多金融数据上,比如工业利润、企业资产回报或投资回报等等。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检验手段,都会发现中国至少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效率一直在提高,即使在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边际收益和资本回报率都几乎依然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粗放型的一面,但在近期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的前景已经被说得很多了,但我认为那其实根本无关宏旨。中国的经济发展约只有六分之一来自于与劳动力的扩充,还有约三分之一来自于要素生产率,其它的全部来自于新生资本。换句话说,中国像它其他几个亚洲邻国一样,经济的大幅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储蓄和投资。

中国会不会耗尽它一直用于投资的储蓄?即使有足够储蓄,投资又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呢?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可不必担心,中国生产率和企业回报率一直在提高,而且它国内还有很多值得投资的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实际目前一直将总储蓄中约占GDP10%的份额用于出口,这一比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占鳌头。

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中国国有企业产值约占GDP的25%。一说到国有企业,很多人想当然的就认为:国有企业不按市场原则做事,它们依赖政府的指导和资源配给,一直趴在私有经济身上吸血、躲在保护主义高墙后面搞价值毁灭(产出价值低于成本投入);即使私有经济部门欣欣向荣、利润丰厚,光靠国有企业这个社会大包袱最后也能把整个经济拖垮。

问题是,这些负面印象在中国并不完全是真的。工业统计数据显示,实际上大陆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高于私有部门,而且即使我们调整了产业区别,也看不到私有部门和国有企业在利润回报上有什么显著差异。除了最近短期的石油补贴外,中国政府也不在向国有企业发放现金补贴。恰恰相反,国有企业对政府的税收贡献要远远多于私有企业。行业数据还显示,国有企业为主的重工业部门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生产效率和边际收益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外资为主的轻工业出口型企业。

“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一定会问。完全可能!这是因为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其实“国”字色彩非常淡。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你会发现很多独一号的国有企业,比如唯一的电信服务商、唯一的汽车制造商、唯一的航空公司等等等。中国不是这样。大陆起码有几十家汽车制造商、数百家钢铁公司、好多个电信巨头和能源巨头,这些公司虽然大都国有,但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此外,行业的进入门槛以亚洲的标准来看可以说非常低,而且很多部门对私有资本和外资高度开放。

不仅如此,除了有限的一些超大型公司外,中国没有那个国有企业有免死金牌。朱镕基总理在90年代关闭过成千上万家资不抵债的中小型国企,导致多达2千5百万人失业。主要的国有企业虽然现在还享受商业银行的特殊照顾,但这种好日子也已是屈指可数,因为商业银行也日渐感受到盈利和资产流动性方面的压力。国家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也很少直接干预,前些年那种政府盖章、银行贷款、企业花钱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再来谈谈为什么中国不搞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问题。经济繁荣必带来中产阶级与中国集权政府的冲突,这一想法历来被西方人所偏爱。最近一拨又一波的群体事件似乎也预示着这种痛苦的冲突已经开始。然而,尽管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毫无疑问会面临一些政治摩擦并被迫要作出一些痛苦的选择,但没有证据表明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危机。

实际上,对于亚洲而言,似乎你应该这样问:“民主政府该靠什么来发展经济?”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亚洲的成功经济体里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它们都是事实上的一党制,有的还是像中国一样的集权型政府。与之对应的,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泰国,这些所谓的民主国都一向排在经济发展榜的末尾。显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不是亚洲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它往往还是经济成功的风向标。

亚洲的经济强国也许没有民主,但它们都不缺真正的资本主义。这些高速发展的国家一方面都极度崇尚市场经济原则、赞同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们还建立很多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感觉上,它们与国民都达成了一种默契:政府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们就暂时放弃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直到经济发展达到拥有稳定中产阶级的水平。

那些国家保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国却会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前政治政治秩序提前崩溃吗?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需要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方面要证明,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那么“资本主义”,市场扭曲和国家干预等问题要更严重。我其实已经在上文批驳了这种观点,但现在还是比较地来再谈一下。中国国有经济约占GDP的四分之一,规模与日本和韩国的大财阀不相上下,但中国国企比财阀好像还更接近市场经济一些: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各行业的比重一直比日本和韩国要大,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比它这两个东亚邻居激烈得多,而日本和韩国企业靠与大银行千丝万缕的关系获得资金的能力与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拿钱的本事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方面需要论证中国政府更顽固、更不知变通,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已经危及了政治稳定。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也承认,近十年来公共群体性事件持续增加,大规模抗议和暴力事件时时见诸国外媒体。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很少有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卷入类似的冲突,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农民或农民工。换句话说,这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对集权统治的反抗,而是国民中最穷困者的愤怒宣泄,事件的诱因也都是经济问题,而绝非政治问题。

农村现在的问题要从十几年前讲起。19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的国企改革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财政预算的崩溃。在最低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收入跌到了只占GDP的10%,简直像一个非洲国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央政府有限的资金仅够维持公务员的工资,所以不得不大削减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更是重灾区,乡镇一级政府濒临破产,不得不靠提高农民的税收或是赚取出让土地差价来搞钱。

另外,农产品价格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下跌,在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农民收入却一直不见增长。停滞的收入、增长的税费、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中国农村出现动荡可以说毫不奇怪。

但在过去的五年中,情况已经有所好转。首先,财政预算恢复到正常水平,2007年占到GDP的20%,中央政府一下就有钱了。这意味着中央在过去的几年里终于有能力向地方进行更多的转移支付,增大医疗和教育投入,减免一些农业的税费。其次,中央在土地政策方面也有大动作,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确保了更透明的土地转让制度和更多的土地转让收益,这些都限制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上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第三,因为城市消费的提升和农村耕地的减少,从2004年来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提升。在过去的三年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终于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工资的增长速度。农民工的工资在同一时期也因为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原因而开始上涨。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根本性地改变了农民收入的状况,尽管要彻底解决那些造成近期社会动荡的原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明两年肯定会很困难,出口市场萎缩再加上国内建筑需求的下降,农民工就业问题会很严重,但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都是经济周期性的因素,不足以改变中国中长期的发展轨迹。

裴敏欣的回应:

与经济学家辩论,尤其是像乔纳森·安德森这样博学而又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对于我这种搞政治学的来说显然有些像是学术自虐。但考虑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狭隘地仅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只关注经济发展而不关心维持经济运转的整体社会的进步,即使注定无法赢得这场辩论,我也要勉为其难地谈几句,哪怕只是为了给我自己带来点儿学术上的满足感。

乔纳森用他所谓“坚实的数据”论证了两个观点:一,在经济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增长),并且国有企业平均来说比私有企业更趋向市场经济而且盈利水平更高。二,乔纳森认为中国经济出问题的风险因素“其实没什么”,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矛盾来源于经济问题而且中国可以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它(糟糕的公共服务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在亚洲缺乏民主不是什么危险,反而是“经济成功的风向标”。

不幸的是,乔纳森在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乐观估计之前至少犯了三个错误。一,他所说的所谓“坚实”数据实际上非常主观,它们最多只能为中国经济表现描绘出一幅相当模糊的图像。二,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又高估了国有企业的表现。最后,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忽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环境恶化、社会不公和腐败,而且对人口老龄化和随之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轻描淡写。他不仅对经济的基础条件判断失误,更重要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上的弱点视而不见。

衡量经济的总体表现十分困难,及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不幸的是,中国的TFP增值的判断值得商榷。根据中美两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TFP增长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下降,所以,使用过去三十年的平均TFP增长率作为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依据非常不可靠。这种算法按时间摊平了增长,掩盖了最近正在下降的事实。

再有,仅用TFP一项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未免过于草率,甚至有点儿天真。TFP代表了更多的产出,但如果这些产出没有分给普通的中国公民怎么办?如果快速的GDP增长没有相应的家庭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配合怎么办?而这些正是中国的短板。尽管GDP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年增长近10%,但家庭收入的增长率要远低于GDP的增长(农村地区家庭收入的加权增长率只有人均GDP增长率的一半,城市为75%)。简单来说,普通中国人没钱买中国货(特别是他还要因为社会保障不足而必须为医疗、教育和退休等等攒钱),直接导致了中国消费水平近几年降到了历史新低。这些证据表明,中国经济产出的量也许确实很大,但它没有将产出转化为个人福利的提高,这必将造成国内需求不振并且影响经济的整体健康。

最后,乔纳森在预测中国经济前途的时候应该把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加剧(分配不均和政府腐败)的冲击考虑进去。考虑到目前环境污染的程度以及为降低污染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任何没有将环境因素计算进来的对中国未来经济的预测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另外,也许经济周期的潮涨潮落可以部分解释社会上的怨恨情绪,但如果仅从经济角度去分析那实在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在最近的大规模骚乱中,经济因素明显缺失。重要的是,当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被其成员普遍视作不公正的社会,就像中国今天这样,它的统治者就已经坐在定时炸弹上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再号召要建立“和谐社会”。遗憾的是,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明显的政治信号。

安德森的回应

首先请让我重复一下我的结论: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模糊的指出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以原来的速度前进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发展不是“轮子嘎嘎响车子唧唧叫”那种级别的小问题就能摧毁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绝对意义上的能把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这场危机还要快点儿来,最好就在5到10年内。

现在,作为敏欣研究成果的一个狂热追随者,我很荣幸地能够对他的研究做些评述。他显然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他证明了那个所谓隐现的危机了吗?很遗憾,没有。而且,大部分的论述实际上有些不着边际。

敏欣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戏份太重、很不健康,而且政府粉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扭曲了经济结构。他断言政府操纵能源、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了经济。我不禁要问,哪种能源价格被扭曲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汽油价格多多少少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的,只在2007年至08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有过短暂的补贴,不仅如此,就像我写到的,中国的油价实际比美国还要高,这谈何“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电力没有所谓的世界市场价格,所以很难比较,但是尽管中国控制电价,它并不向电力生产和送配企业发放补贴。

敏欣还说到政府插手企业经营,但是,他说的那什么长期补贴是从哪儿来的?除了07-08年对石油冶炼业的拨款,中国已经很长时间没给工业企业拨过钱了。恰恰相反,我也说过了,如今的国有企业相较于私营企业要面对更沉重的税费负担,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政府确实是在以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的方式间接给银行补贴,但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储蓄者的回报,也同时抬高了贷款者的门槛。换句话说,这绝不是什么保证便宜的资本而进行补贴,这更像是一种资本税。

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确实不用担心偿还贷款,这一点敏欣是说对了,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政府大规模关闭资不抵债的企业并且严格约束银行的贷款行为后,这种借钱不用还的经济现象就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主要银行的大部分不良贷款已经在1997年前重新估值,经过清理,中国大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在新兴市场中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至于说到中国的投资回报正在减少的问题,敏欣与其说是犯了个错误,不如说是有意误导。“长期经济发展”的定义之一就是资本的积累,并且必然带来新进投资回报的下降。如果100块人民币的新进资本的产出比以前下降了,这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更像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相反。

我们怎么知道中国是否符合长期经济发展模式呢?对于严肃的经济学家而言,要观察劳动力的回报。如果劳动力效率提高的速度大于资本回报下降的速度,则经济就是健康的,反之,经济发展就是不平衡或扭曲的。能够同时衡量资本和劳动力效率的数据,也是检验长期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尺,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我前面已经说过,任何相关的研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值非常高。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过去十年任意一个行业的企业数据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行业的边际收益、净资产回报或投资回报平均起来没有增长,而这十年恰恰是敏欣宣称中国已经陷入令人绝望的生产过剩的十年。

敏欣还表示人口问题会带来新的经济压力。中国当然最终会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局面,但那是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有7千5百万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他们还在排队等着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而且,请记住,劳动力增长只是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2%的比例而已,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资本投入和效率提升。所以,人口结构改变也许能降低大陆的边际收益,但那却构不成革命性的转折点。

老龄化社会储蓄率会走低,这一点敏欣也是正确的,对他那占GDP约5%的储蓄损失的预测我不想争论什么。但就算是5%又怎么样呢?中国当前向世界其它国家的出口可是占GDP的10%,减少一半出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任何理性的计算之后,中国将来总储蓄下降额即使比敏欣说的还多两倍,中国依然有能力舒舒服服地保持8%或更快的增长。

除了经济因素,敏欣谈了很多社会问题,从社会不公到环境污染。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我绝不可能低估这个国家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指出空气很脏、河流很黑是一回事,要证明肮脏的空气和污浊的河流将导致经济危机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接受水资源是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中国现在最大的用水单位是农业部门,水资源接近枯竭必然首先导致农业减产,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中国目前还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净出口国,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身份有可能在近期改变。

现在我们来看敏欣提到的过去十年中最严重的问题——社会公共投入减少和社会不公加剧。我同意他的观点,如果这两个问题不加控制地任由其自由发展,最后完全可能变成不可收拾的大麻烦。敏欣所采用的数据也全是准确的反应了现实,但那却是2003年以前的现实。我在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政府管理失灵所致,而是有现实的经济原因(90年代末政府收入系统崩溃和农民收入持续减少)。过去的五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政府收入已迅速攀升至新兴经济体的正常水平,使其有能力大规模投入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2004年至2008年农民收入增长达到了十五年来的新高,这种增长既有劳动力供给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也有政府大力支持的因素。如果这种复兴能够持续,再过个五年,五年前那种难解的政治经济困局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程度远必敏欣预计的要高得多,而且,市场的力量已经开始自行理清中国很多紧迫的难题。

作者简介:

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最近的著作是《中国蹒跚转型:发展型独裁政府的局限》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

乔纳森·安德森是瑞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主研全球新兴市场。

注1

拿印度和苏联来举例,1970年到1980年两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是4.2%,但苏联人为压低了消费加大了投资,而印度则保持很高的消费率和很低的投资率。要分析这种不同之处就必须借助TFP增长指标(印度是正值,苏联是负值)。(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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