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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蒋经国百年诞辰

身在大陆的人对蒋经国的了解远少于对蒋介石的了解(这里的了解未必符合真实情况),依我看,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可能比他的父亲还要重大,简言之,他是第一位让华人世界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政治家。下面是《南方人物周刊》对蒋经国生平的深度报道长文,非常值得一读,尤其是对台湾缺乏必要了解的朋友,不要以为台湾民主看上去很嘈杂很混乱,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你是喜欢“被管”(成龙大哥贡献)呢,还是喜欢自己做主选出自己中意的公仆(不是口头上)为你服务?举手一致通过当然是不吵的、和谐的……

蒋经国生平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 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 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 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 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 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 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 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 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 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 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 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 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 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 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 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 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 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 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 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 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 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 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 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 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 (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 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 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 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 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 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 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 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 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 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 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 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 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 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 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 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 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 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 “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 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 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 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 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 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 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 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 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 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 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 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 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 “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 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 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 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 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 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 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 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 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 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 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 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 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 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 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 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 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 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 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 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 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 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 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 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 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 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 曰“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 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 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 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 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 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 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 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 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 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 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 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 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 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 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 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 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 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 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 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 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 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蒋经国学校三弟子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

本刊记者 杨潇

“你等会”

1984年2月15日,台北中山楼。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在召开,蒋经国的办公室离会场不远,从舞台左边的小楼梯走上去就可以看到,办公室备有床 铺,多数时间,蒋经国躺在那里休息。中常委们都在观望,究竟是谁从那个小楼梯走上去,谁又走下来,每个人都期待被蒋经国找去,这意味着有机会升迁。其时, 蒋经国正为他就任第七任“总统”寻找一位副手,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李登辉获得了上楼梯的机会。

很多年后,李登辉回忆说,“后来我有机会当上‘总统’,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瞬间,就是二中全会获得‘副总统’的提名。”从那时起,李登辉在“蒋经国学校”开始了漫长的“潜伏”,他即将全面参与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之路,并在其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在李被“钦定”后,台北政坛开始流传一个段子:在那次会议上,蒋经国进洗手间时,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追至走廊询问蒋经国属意人选,蒋经国说“你 等会”,结果这句浙江口音浓重的“你等会”,被蒋彦士误听为“李登辉”,并且利用这个空档转告给了诸位中常委,于是李登辉顺利被举手通过。笑话归笑话,却 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精英心目中李登辉的分量与形象。

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淡水,1940年代,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曾两进两出共产党,1950年,在岛内大环境的压力 下,他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从此长期受到政治监控。1971年,受本省及外省友人的强力保荐,加入国民党。此前,李曾遭警总约谈17小时,询问持续一 周,“足证蒋经国曾经企图澄清一些疑虑”。1972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时年49岁。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李登辉虽历任台北市 长及“台湾省主席”,但一般人对他的印象,仍不过是个受益于“吹台青”政策(1970年代以后,在本土化运动的压力下,蒋经国拔擢体制内的台湾籍青年才 俊)的农经专家。

李登辉自己则早有预感,1983年7月,他在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工作报告《省政府向下扎根的做法》,就获得蒋经国很高的评价。李登辉后来回忆 说,“后来他为什么放心让我去当‘副总统’,我的想法是,第一,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早过世;第二项,就我看来,蒋经国多少受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选择我,可能是认为我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是真正可以做事情的人……而且当时要求本土化的气势很强,他只能加强台湾的本土化,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

“宁信白种人的谎言”

同样是1984年,宋楚瑜结束了他“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兼“政府发言人”)的5年任期,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这一年出任中央党 部副秘书长的还有马英九,这位3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经人介绍,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成为“蒋经国学校”中最年轻 的一员。彼时马英九还是一个胖子,有时候,他在完成翻译工作起身后竟把椅子也“带”了起来,不免惹人发笑。要再过十多年,台湾进入真正的电视民主时代,瘦 身成功的马英九才可以在全岛刮起持续不断的“马旋风”。

在蒋经国身边的日子里,马英九始终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扮演的是技术性官僚的中性角色,虽不显山露水,却也避免了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 马英九不同,作为湘潭同乡的宋楚瑜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常常不按理出牌,这一点在选举时代会看得更加真切。不过在1978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与中华 人民共和建交、与台湾“断交”前夜,正是宋直奔士林官邸,唤醒已经入睡的蒋经国,告知他美国驻台代表希望次日会见。蒋经国事后大赞其应变能力,一个月后, 任命他为“新闻局局长”。

作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显然是尽职尽责的。1979年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次年1月25日,英文流利的宋局长在 台北向新闻界公开抨击美国《新闻周刊》对事件的报道,称其报道为Yellow Journalism(黄色新闻,意指其报道风格小报化与哗众取宠),“宁信白种人的谎言而不信黄种人的真话;白种人的优越感使其认定黄种人无诉诸司法能 力,而先行代为审判”。有意思的是,26年以后,宋楚瑜“搭桥之旅”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两次举起手中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当期封面为“中 国的世纪”),深情地说:“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

在就任“副总统”前,李登辉曾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同游。李洁明后来说,这是因为蒋经国希望日本背景浓厚的李登辉也能“熟悉美国观点”,通过私下接触,他评价李登辉“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对民心颇有了解,公开场合谨守国民党路线,私底下却很有主见。

李登辉后来说,当时虽然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也经常看党外杂志,“这些杂志很有趣,我可以让秘书帮我去买,就说我要检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论杂志的言论问题如何处理时,他仍对蒋经国提出个人看法报告:“希望以刑法为主。”

“那时候《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还没公布,我的主张是依法处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缔,我建议以刑法处理,其实就是建议用《出版法》处理,有明确犯罪事实时,依明文规定以有期徒刑方式处理。”他为自己辩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名义刊载李登辉访问(巴拉圭)归来一文,主标题“李‘副总统’远行归来”,副标题“工作繁忙了无 倦容”,文章特别赞誉李登辉“深获‘蒋总统’倚重”、“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李登辉说,他当时就觉得报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写成。蒋经国只 要跟文工会说:写点东西。他们就会刊出一大堆这样的文章。”

当时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会也是戒严时代国民党管制媒体的重要机构,李宋有时需要沟通,以确定如何把握舆论导向。以 4月9日为例,李登辉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报告‘总统’:‘十信案’后,民众士气低落,如何回复?文宣工作如何处理,与宋主任谈论事,请示‘总统’裁 示。”

讨论的结果是,“加强文宣”。

“情同父子”

在“蒋经国学校”,“校长”通常不会把话讲得很具体,“他的话都要让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诉我,‘我身体不好,有些事请你多帮忙。’”如是,李登辉不仅学习了如何面对民间问题,更修炼了官场的手腕——这一点,未来宋楚瑜会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农历前一天,蒋经国特别指示:新年度,与党外人士之间,设立管道沟通,指示李登辉多参与。“他可能会想:党外的力量愈大愈 好吧?如果是我,也会抱持这种想法。毕竟党外的力量一旦壮大,国民党内的人就不好过日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改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领导者都是 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说单单只考虑国民党要如何发展。”李登辉说。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蒋经国认为邮报旗下的《新闻周刊》对台湾不友善而不愿见她,宋楚瑜劝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 策向她说明,也许会有好的效果。”9天后,蒋经国接受葛兰姆独家专访,表示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我把经 国先生对访客所说的‘我们即将研究终止紧急命令(解除戒严)’”、“开放政治团体合法化(开放组党)”等关键词汇,逐字、逐句,精准地翻译传递给访客知悉 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身体犹如有电流通过任督二脉一般,通体舒畅,有一股参与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任“代总统”,在之后的13天里,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到蒋经国灵前祭拜,以显示自己不会改变其路线,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宋美龄不希望看到本省势力坐大,故反对李登辉以“总统”身 份兼任党主席,会议陷入僵局。此时,宋楚瑜越次发言,站起来质问中常委,要他们拿出党心和公心来,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李登辉当选的提案。

这“临门一脚”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也成为此后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开始。次年5月,李登辉投桃报李,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更近权力中枢。

“被李登辉骗了”

李登辉执政之初,为免引发党内反弹,尚谨言慎行,但从1990年起,开始以渐进变革的方式瓦解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并最终大权在握。

为了拔除掌握军权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辉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依法郝柏村必须辞去军职。李借助郝柏村的强势作 为,动员军警力量扫荡犯罪,赢得了民众对“治安内阁”的支持。可是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李登辉于1993年以“修宪”完成为理由,要求“内阁”总辞,郝柏 村被迫辞职,由李所提名的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2年12月,“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改选后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达八成以上。此时,李登辉想要换掉郝柏村的意图极为明显,台北街 头出现以外省老兵为主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郝柏村、打倒李登辉”,这个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势力消长——在此之前,只有民进党等本省人势力 才会采取街头活动。1994年4月30日,李登辉更发表了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场所的悲哀》,提到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令不少国民党人 直呼“被李登辉骗了”。

但李登辉推动的三次修宪,也进一步终结了威权体制,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1991年5月1日零时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1994年12 月3日,台湾省省长与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举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实。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 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还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数当选首任民选省长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了“总统”李登辉,但在他省长任期刚刚过半时,李登辉喊出“冻省”,宋李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李登辉为保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将宋楚瑜开除出党。同年12月,李抛出“兴票案”,指责 宋楚瑜之子的“中兴票券”账户中有来历不明的1.4亿元新台币。宋楚瑜长期树立的清廉形象毁于一旦,原本领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终以3个百分点之差 输给陈水扁,苦涩地“成就”了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李宋至此彻底反目,再无往来。

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其动力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党外人士经常高呼“台湾人出头天”的口号就是一个 佐证。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李登辉在掌权后的一系列举动便不难理解:因为仓促接位时缺乏权力根基,为了对抗国民党内的既有势力,故必须通过民粹的方式, 吸纳民进党“族群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斗垮国民党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离出去,成立新党),必须拉拢财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地方派系,于是也造成了 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马英九任连战内阁下的“法务部长”,严办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由于办案力度过猛,成为党内箭靶,“总统”李登辉干脆直言,马“差点把国民党搞垮”。在强大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转任闲职。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1988年以来的台湾,由于报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体政治时代,官员的形象以及对民意的回应,迅速成为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焕 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有一次在主持“国建会”并向海外学人介绍政府首长时,刻意透露,“英俊潇洒的马主委(时任研考会主委),最近受到许多女性的‘打 扰’……”此话并非“新闻”,但藉由“行政院长”口中说出,倒确实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某种变化。

事实上,从政这些年,马英九一直是媒体宠儿。资深媒体人王铭义说,记者打电话找小马哥,不管是马秘书、马副主委、马发言人,或者马“部长”,他都会亲自接听,电话留言也尽可能回电——此外,记者们还赠他一绰号“马更正”,盖因他经常来函报社要求更正相关报道。

有人说,过去20年的台湾政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变脸史”,马英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洁的形象,殊为不易。

1997年,白晓燕命案后,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对治安表示担忧,民众对政府处置口蹄疫事件也极为不满,游行中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猪死了,没有人下台

人死了,没有猪下台

马英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拒绝“行政院长”连战的一再请求,坚决请辞,“治安败坏,政府难辞其咎,这不是某一个人有责任,我个人感到愧对国人,我要认清自己有共犯的责任。”

对于他的辞官,有人质疑他“以退为进”、“维护自我的政治洁癖”,而他激动地回应:“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继续混下去了!现在当政务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一年后的1998年,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由李登辉出马,以“新台湾人”的称呼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击败希望续任的陈水扁,台湾政坛开始响起清晰的“马”蹄声。

10年后的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第十二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按照亨廷顿“双翻转”(two turn-over)理论,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若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则可视为完成民主化。如是观之,马英九胜利,标志着台湾进入了民 主巩固阶段。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蓝营过去和现在的领袖们是否会借这个机会实现“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向蒋经国的遗像三鞠躬时,想必会有难以尽言的况味。时代,真的不同了。

参考资料:

彭怀恩《从政成功到马英九:台湾政治变迁史》,(台北)风云论坛,2008年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1998年

王铭义《该出马时就出马——金鱼缸里的马英九》,(台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8年

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张炎宪等《李登辉先生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年

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

南方朔 台湾知名政论家

到今年1月13日,他已逝世满21周年了。犹忆蒋经国活着时的最后岁月,那时台湾民主运动勃兴,他这个当权者自然成了廉价的最大箭靶。也被说得 一文不值!他的政治是威权政治,他是压制民主和白色恐怖的元凶,他是外来政权的代表,他的治理靠的是特务统治。但所有这些不堪的负面评价,而今又何在?

在他逝世的21年里,台湾领导人已三度更替,但无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有哪一个可堪与蒋经国想比拟的?于是,蒋经国自己无言,但历史及后 来的人有言,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 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

在他最后的20年里,蒋经国身体力行,把亲切、平凡、不做作、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风格完全体现。他和蒋介石完全不同,老蒋多少都还有一些宫廷封 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却完全不同。他没有几套西装,住家极其朴素,他经常下乡,可以随便在小摊饮食。今天台湾的政商圈都讲究排场,他完全没有这一 套,更别说什么打小白球,家人有喜事就像王子公主一样搞奢华了。平民化的这种特性,乃是异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没有一个人学得会,因而那是人格的 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为仿效。

李敖 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

今年4月1日(编者注:李敖此文写于1990年8月1号,节选自《李敖新文集》第一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马英九在所谓“蒋经 国先生的思想行谊与事功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学术论文”,标题是《蒋经国先生与复兴基地建设》,里面说了许多与“学术”无关的肉麻话外,还写了 许多根本不实的马屁“论文”。

例如马英九奉承蒋经国,说蒋促进“文化建设的推动”。其实三四十年来,扼杀开明进步人士“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宪法第十一条)的,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

例如马英九奉承蒋经国,说蒋“晚年”推动“重大政治改革,如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开放大陆探亲等措施,更为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历史性的 里程碑”。其实蒋经国在“青年”、“壮年”、“中年”的几十年时间里干的是什么?岂不正是在大力厉行戒严四十年吗?岂不正是在钳制组党——扼杀“人民有集 会及结社之自主”(宪法第十四条)吗?岂不正是在禁止大陆探亲——扼杀“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宪法第十条)吗?

诸如此类扼杀宪法上人民权利义务的,始作俑者,固是蒋经国的老子,但是真正执行人,却是蒋经国自己。蒋经国在台四十年,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 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二十年的机会,他都毫不把握,最后,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一再 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就备受马屁之颂了,这叫什么比例!又叫什么公道!

有人说:“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 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 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胡忠信 台湾知名电视评论员、倒扁四人组成员

蒋经国已死了21年,但从各种民调显示,蒋经国仍高居政治人物声望的第一名,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样人物,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狮身像,永远是一个难解之谜。

蒋经国有中国宫廷的城府计谋,有俄国式的冷酷与豪迈,又有向美国民主认同的学习精神,他的理想在台湾落实,使台湾走向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 社会。过世前一年蒋经国自许:“我也是台湾人。”如果没有蒋经国提拔李登辉,是否有后续的民主化与台独浪潮,这些“后设历史学”(what if)的假设,就留待历史学者去论辩吧。

蒋经国有一句名言:“今日不做,何时做?今日不做,明日就后悔。”以蒋经国传人自居的马英九,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不正是蒋经国的意志、勇气与 决心?“经国周”很快就过去,纪念活动以后,马英九必须面对的挑战与困境,正是领导力、执行力、公信力,这才是避免“神格化”蒋经国,实事求是、往前迈进 的精神所在。

马英九 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

从追忆经国先生到思考台湾未来,区分了两个时代的传承、演变、差异以及政策基础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随经国先生6年的时间中,看见他为政的内敛、沉稳与自省,深刻体会到高瞻远瞩、慎谋能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义。

经国先生生前说过许多话,但关键并不在于那些话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谁跟他最近、听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成 功的因素,并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异同中,取得再进步的力量。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必把他神化。我们纪念他,是怀念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那个时代 毕竟已经远去,但是时代的精神却长存。后继者应有效法他的雄心,台湾才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 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对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傅国涌 大陆学者

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蒋 经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民意不可违,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 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

疾病缠身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 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

李钟琴 作家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定国安民的能力。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应该谴责,但他晚年“怜香惜玉”,并由此带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当然应该予以认定。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经国先生之谓乎?

蔡英文 民进党现任主席

蒋经国是历史人物,外界的评价有正面、有负面,国民党要纪念蒋经国先生,没什么意见,但如果拿蒋经国来做政治消费,甚至有人说是造神运动,则是很不应该的事,这是消费历史人物,也是浪费社会的整体资源。

(实习记者 李敏整理)

1980年代的台湾社会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

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

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 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 下,反而激起人们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冒着被封馆关门的危险发了大财。

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起初蒋经国也想严厉镇压,并且惯性地认 定人民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人民并不必然会站在他这一边。人民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 明、理智。

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 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 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渐成熟了。

大致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

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来源

延伸阅读:

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记住蒋经国 (可以结合北京日报对此文的反驳

蒋经国的统驭术

众人眼里的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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