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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许知远《醒来》(txt)

许知远不喜欢被人称为“学者”,却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过去的110年,中国从昏睡到醒来,可是我们真的内心清醒吗?看该书的英文名awakening可知,醒来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完成时。

这本书一拖再拖,快四年了。这也是我第一本最像完整的书的书。

多亏了晓波和于威的建议和编辑,才成此模样。其中的很多判断,在经过四年时间的考验,显得更清晰和准确了。

这篇自序写于四年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感受,如今变得更明显了,我们的确在进入一个智力和情感上的小小的黑暗时期。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做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以上是作者自序,原文在这里

下面是一篇关于许知远《醒来》的书评: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 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灌南县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非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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