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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是谁为日本黄金时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的废墟上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使日本发展成为占世界GDP总和 18%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在这经济奇迹的背后,三个经济学家功不可没。一个是奠定日本经济学基础的都留重人、一个是担任吉田茂首相顾问会议委员长的有泽广已。一个是大藏省官员、写出38万字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学者下村治。

  一个崇尚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国家,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使专家学者“影响”了政府的施政纲领?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两本书印证了舒尔茨的说法所言不虚。一个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1947年发表的小说《斜阳》;一个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吉田茂晚年写就的《激荡的百年史》。

《斜阳》描述战争结束后贫穷混乱时期贵族没落的情景,称其为“斜阳族”,就连贵为皇叔、战后第一位首相东久迩稔彦下台后也到黑市上摆地摊,变买家中的古董以求生存。而《激荡的百年史》描述了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9463月,日本2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就聚集在外务省研究经济复兴问题,大来佐武郎等人递交了一份《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书》。

两本书透露了当时日本的两个现状:一是战后日本国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急需振兴;二是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仍然有着大量的社会隐性财富——拥有众多的经济学者。日本原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此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这就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战后的日本有很多经济学家进入到政府机构中任职,参加经济重建工作,政府的经济行政机关在经济决策中广泛运用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官厅经济学”。“官厅经济学”的代表作,是经济企划厅每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它始于19477月,是由都留重人以《经济实况报告》为题撰写的,是官厅经济学的开端。每当日本经济处于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经济白皮书》都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日本经济史上一直具有重大影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步入了经济强国之列。我们回顾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时,三个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是奠定日本经济学基础的“官厅经济学”代表都留重人、一个是使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开始走上轨道的有泽广已(担任吉田茂首相顾问会议委员长),一个是造就日本经济黄金时代的大藏省官员、首相池田勇人经济顾问下村治。

但在一个崇尚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国家,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使专家学者“影响”了政府的施政纲领?在这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背后,经济学家又如何走进了政府的“决策圈”?

研究日本经济的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丁敏认为,这与日本的政治形态有关,日本政府无论是战前的军国主义还是战后的悲情民族主义,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精英政治”,官员本身就是有关行业的专家、社会学者,这是日本长期重视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日本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这样的教育方针使整个日本社会都弥漫着尊重知识、专家的气氛,民众也对“精英治国”比较认同。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改革,为日本的经济崛起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引导作用。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引进了美国式的党派政治,使政党的权力和地位远高于行政官僚,通过竞选使日本的政治能够更多地反映民意,不至于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统治者的摆布,从而减少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政治改革后,政党为了竞选的需求,大量地采用能够解决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的建议,为了辨证学者观点、正确采纳建议,各级政府都相应地建立各类“智囊”机构体系,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就自然被吸取进来,因日本当时的执政党便运用“智囊”机构体系来处理和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当时最有名的是组建了经济稳定总部,由此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丁敏在2004年出版的《日本头脑产业》一书中,认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组成的“智囊”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日本头脑产业》是中国第一本专业研究日本“智囊”体系的著作。

  丁敏把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分为六类:

   一是政府系,如隶属经济产业省的能源综合工学研究所,“官厅经济学”的都留重人、下村治等,他们本身就政府官员或是政府决策者的顾问,他们的学说能最快捷地施用于政府决策。

二是地方政府系,就是各县、市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学会等机构。如隶属于东京都的东京市政调查会等,所有调研都是为东京都服务的,直接作用于政府决策。

三是大企业集团系,如隶属于三菱集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本身是为自己企业的利益服务,但日本政府重视发展扶持本国的“企业帝国”,所以三菱综合研究所的研究往往成为日本政府对这一企业行业的法规。

四是中小企业集团系,如大坂商工会议所。日本的中小企业占全国的80%,所以中小企业集团系的经济学家一般都通过学术研究影响日本的纲领和政策。

五是社会法人系,是政府首脑或政府大臣“下台”后自己创立的“智囊”机构,他们通过自己特殊的政治身份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如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全球安全研究所等。

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是竹中平藏,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曾是两任首相“智囊”的主要成员,2001年至2003年担当日本内阁经济金融大臣、05年任小泉内阁邮政民营化总务大臣,06年任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

丁敏说,这样的“智囊”体系分布使日本的经济体制较为协凋,政、官、企、民四方结合,及政府中设有大量审议会,使经济学家完全的容入的政府的决策体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要“发动机”。

 

 

都留重人是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4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返回日本,曾任经济安定本部(后成为日本经济企业划厅)综合调整委员会副委员长,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教授、校长。他起草了日本的第一部《经济白皮书》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这句话概括了当时日本经济的困难局面,以至成为名言。

而另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吉田茂首相顾问会议委员长的有泽广已的“倾斜生产方式”理论被政府采纳后,使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开始走上轨道。所谓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在资金和原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用生产出来的煤炭重点供应钢铁业,再用增产的钢铁加强煤炭业,以此为杠杆,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倾斜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实施效果很明显,它打破了煤炭和钢铁生产互为前提的怪圈,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另一个使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是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兴。1950-1953年,日本从向美国提供军需品和劳务中得到的“特需”收入达24.7亿美元。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调整。

在这一期间,日本的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问题持肯定态度,学者下村治是最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力进行准确预测,并且直至70年代初为止一贯提倡高速增长政策的日本经济学家。他认为,日本具有高速增长的余力,倡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下村治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银行政策委员、日本开发银行董事、开发银行设备投资研究所特别顾问,拓殖大学教授、首相池田勇人经济顾问。

下村治综合运用经济学、预测原理、乘数理论等对战后直至7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与预测,并组成了250人的咨询机构,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写出38万字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造就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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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赞,很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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