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佳人官方微信】佳人官方微信出炉啦,点这里扫一扫,即可第一时间免费获取文章更新~
只为认真做自己

胡适和江东秀的包办婚姻

民国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转捩点,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这种封建婚姻形式仍然大行其道,和新式的自由恋爱并存。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包办婚姻也并不鲜见,比如比较流行的“相亲”,其实就是在父母亲朋的撺掇下进行的撮合,尽管子女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但我们不难看到其中蕴含着“包办”的影子。胡适和同一时期的许多名人一样,都经历过包办婚姻的束缚。

胡适结发妻子江冬秀的故事,必须从胡适的母亲讲起。

胡适的母亲比乃父整整小了30岁,24岁就成了未亡人。是年胡适只有4岁,他是母亲冯顺弟的唯一希望。12岁的时候,胡适第一次离开母亲,临行前,母亲专为儿子做了一只枕头套子,用紫红色线绣了两行文字:“男儿立志出乡关,读不成名死不还。”后来胡适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1918年11月23日,胡母与世长辞,年仅46岁。胡适挥笔写下《我的母亲》一文,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选入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在这篇感人的散文里,胡适进一步写到母亲对他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在现代文化人当中,是最和气的一个。这种和气,显然是来自于她母亲的教诲。母亲虽然走了,但她还留下一个人一生都守在胡适的身边。这个人就是胡适的结发妻子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未征得胡适的同意,就由两家老太太所定。阳光卫视在《百年婚恋之胡适》中说:“在安徽绩溪,一个穿着花袄花裙花鞋的农家小脚女子江冬秀长到了15岁。由父母作主,在她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父母让她与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订了婚,那个男孩叫胡适。”

胡母当初对这个儿媳妇并非十分中意。一是冬秀长胡适一岁(1890年生),而胡适家乡流行女大一不如男大十之说;二是冬秀属虎,八字硬,“母老虎”性格凶猛强悍,难得贤慧;三是江家兴旺,胡家中落,与江家门不当户不对。由于江母锲而不舍,胡母才同意相相八字。经算命先生推断,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尽管如此,胡母还不放心,把别人送来提亲的几个女孩的八字都丢进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过了一段时间,用筷子从中夹出一个,“金瓶掣签”,打开一看,正是冬秀。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可谓始于双方母亲的包办,而终决定于上天。

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话和神灵的庇佑下,胡适这位中国反对封建礼教的急先锋,从此就与一位“个子较矮、裹着小脚、眼中长翳、识字不多、相貌平平”的农家女子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了。“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这是对胡适一生婚姻的精当写照。

订婚后不久胡适就离开了安徽的那个小山村,先去上海,再到美国求学读书。他这一走就是13年。在美期间,他也另生了爱的情愫(美国姑娘韦莲司与才女陈衡哲),但最终,爱情还是向亲情屈服了。

周质平先生说:“胡适的婚姻,基本上只是‘甘心为爱我者屈’的一个具体表现。”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他之所以这么做,与其泛泛地说因为他是“东方人”,不如说因为他有一个对他关爱备至的母亲。在现存胡适写给韦莲司的第一封信中,胡适写道:

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这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

有一次,母亲听说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便去请胡适的叔叔胡近仁代写家书,叫儿子勿违母命。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 第九号家书”(1915年5月19日)云:

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胡适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生涯使他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从心底里感戴。他从情感和理念的两个方面都自觉地把母亲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他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归期一再延误;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些都使胡适愧疚不已,他怎么敢在婚姻问题上,再违抗寡母之命,而有负于母亲所喜欢的江冬秀呢?他在日记中写道: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250页)

因此,当他接到家中照片,见冬秀也站在母亲身旁,便在照片上题诗。诗的后半专写江冬秀道: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

胡适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冬秀同老畦亩。他设想了一番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在杨林桥边盖房,辟园种菜,他教冬秀读书,冬秀为他具酒,夫妇耕读和乐,不必赵女鼓瑟,秦人击缶的音乐歌吹*,也可使他的母亲高兴,延年益寿。这是胡适关于他们的爱情的颇具浪漫情调的一曲畅想。

于是,胡适一方面写信给冬秀,勉励她多读书识字。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进步,就使他格外高兴。他接家书,言“冬秀已不缠足”,便立即写信鼓励,希望她“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习”。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

另一方面,胡适也找些别的理由,来自我宽解,以为旧婚约“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他在《病中得冬秀书》诗中写道:

岂不爱自由?

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

也是自由了。

*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胡适的“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抒写出了他徘徊于西方自由与东方礼教之间的矛盾与无可奈何的心境。1914年11月,胡适与同屋的法学助教卜葛特讨论“择偶之道”,卜氏认为找对象应以“智识平等”作标准。胡适则认为:

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这见解自然也有道理;而“犹可得之友朋”,却未免有些无可奈何了。

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如高梦旦、潘光旦等人,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都倍加恭维,认为胡适不背婚约是一件最可钦佩的事。他们都敬重他,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胡适却大谈其婚姻的“占便宜”论,仿佛有意要卸去什么包袱似的。他说:”很多人都恭维我不背婚育是一件最可佩服之事,认为这是一件大牺牲,但我认为我生平做的事中,没有一件比这件更讨便宜的了。”“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见1921年8月30日日记,收入《胡适全集》第29卷,第43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胡适为自己树立起了“道德形象”,使他受到众人的敬重,然而,胡适是否真的满意他的婚姻呢?

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胡适不背弃旧婚约,固然维持了社会清誉,但他的内心其实决非平静。他写的惟一剧本《终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旧式包办婚姻,最后喊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是“五四”觉醒青年的呼声,也正是胡适自己隐痛难言的心声。鲁迅对此曾写道:“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在胡适婚后不久给胡近仁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婚姻:“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胡适家书手稿》,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于家庭之事“岂不爱自由”?既奉母命成婚,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这一迁就的婚姻,后来竟维持40多年,胡与江相伴相依,过了一辈子。其中甘苦,胡适既“不足为外人言”,外人见仁见智,又怎可猜透。胡适生平颇能克制,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一再叮嘱近仁:“阅此书后,乞拉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同上)如果近仁果然将此信毁去,亦不为外人道,则外人焉知胡适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唐德刚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胡适虽然下了大决心(在一首诗中,胡适写道:“我把心收拾起来,定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然而,爱情不仅没有饿死,却一再冲击着他的婚姻。

与江冬秀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

不难想见,这十多年里,江冬秀会产生多大的焦虑感。在1916年8月胡母在一封家信里告诉儿子:“尔久客不归,伊之闺怨,虽未流露,但摽梅【即梅子成熟落地,喻女子已届婚龄之意】之思,人皆有之。伊又新失慈母之爱,独居深念,其情可知。是以近来颇觉清减,然亦勿怪其然也。”胡母说:其实不只是江冬秀,连她自己都会怪罪胡适。胡适不断延展归期,况且外间谣言不断,说胡适已经在外另行结婚,不会回国了。即使这些都只是无稽之谈,听在心中,情何以堪?(胡母谕胡适,1916年8月22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450页)

胡适留美七年——从19岁到27岁 ——正是青春恋爱的好时期。留学生悔婚另娶,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特别是胡适又喜欢在家信里,提起美国的社交习惯,尤其是男女同餐、共聚一堂的习俗。这对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有关胡适毁约的传言不胫而走,胡适不得不向母亲剖心表白:“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胡适禀母亲,1915年10月3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78~79页)他在“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的旁边密圈加点,以示其言之诚。然而,如周质平先生所言:“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担当,是信守,但不是爱情。”

胡适那时的心态,也可以从他写给韦莲司的信中看出。在1915年3月28日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讨论到江冬秀。这段话是由韦莲司的一个问题引起的:我不知道她(江冬秀)是怎么看待你(胡适)和你的思想的。胡适的回答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韦莲司)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来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在她的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intellectual companionship)。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子。

1917年11月21日,也就是胡适和江冬秀举行婚礼前的49天,胡适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吐露了自己对这桩婚姻的看法:“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见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55、136~137页)

胡适也曾在家信里,重复他对韦莲司及室友卜葛特说过的话:“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他说:“伉俪而兼师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妇之间,真能智识平等者,虽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若儿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为求耦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胡适禀母亲,1915年5月19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75页)

周质平认为,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经过了一番自我说服的功夫,而达到了“近乎自我欺瞒的境界”。他甚至以“上断头台”来形容胡适结婚时的心情,“觉得胡适成婚那一刻的心情,与其说是洞房花烛的喜悦,不如说是烈士就义之前一种成仁的悲壮情怀。”(周质平,“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丛论》,第168~170页)

此说或者太过。就像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演讲《中国的婚制》里所说的,中国人结婚以前的爱是“基于想象,根于名分”。“名分”既定,胡适对江冬秀也“由分生情意”。作为“新派”代表人物的胡适这样歌颂“ 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爱对方不但是责任,也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他们的性情、品味和人生哲学也许不同,但他们认识到他们若不磨掉各自的棱角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他们必须妥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绝非不健康的真实爱情就渐渐的成长了。” (见周质平:《超越不了“国界”的“是非”》,收入其《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从这些地方来看,胡适结婚只是“尽义务”,虽然没有什么热情,但也绝无逃避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件躲不过的事,那就承担下来吧。他用实验主义的话语来自我鼓励,说要进行一次“生活的实验”。

1917年7月,胡适留学回国后,回乡探亲,提出想见见江冬秀。没想到,虽然江家的人都同意了,江冬秀却偏偏躲到房间的床上去,连床帐都放了下来,坚决不露面。就在江家的姑婆已经准备出手把床帐拉开的时候,胡适决定不为难江冬秀,便不再坚持。他不但若无其事地留在江家过夜,而且在第二天临走以前写了一封信给江冬秀,说:“ 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人,又常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夜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姊也。”(胡适致江冬秀,1917年8月25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110页)胡适在日后跟高梦旦谈起这件事情,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gentleman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胡适,《胡适的日记》,201页)。

据唐德刚说,冬秀曾写过一篇自传手稿,尽管别字连篇,但却“朴素”、“纯真”地描述了她在那天晚上的心境:未婚夫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唐德刚,〈较好的一半〉,《胡适杂忆》,第180页)。

1918年8月,胡适作过两首“如梦令”(《胡适诗存》,第191~192页),就此事打趣江冬秀:

几次曾看小像,

几次传书来往,

见见又何妨!

休作女孩儿相。

凝想,凝想,

想是这般模样!

天上风吹云破,

月照我们两个。

问你去年时,

为什么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

那是去年的我!”

直到当年12月30日,洋博士在上庄胡氏老屋举行的“文明婚礼”上,27岁的老新郎才认识这位28岁的大姐姐。胡适说服了他母亲,没有选择“良辰吉日”而改为生日办喜事,这是他改革旧式婚礼的一点;另一点是,没有拜天地,只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于祖宗的牌位前行了三鞠躬礼。据回忆,胡适的“文明婚礼”,轰动了乡里。“新郎身穿西装,外套礼服,新娘不尊旧俗,穿黑色绸缎衣服,……。先由宾客致贺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辞,满屋悬挂贺联,伴以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大门与院门分别贴了胡适自撰的两副对联,其一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其二是‘远游六万里,旧约十三年’”(见冯致远:《胡适的家庭及其轶闻琐事》,收入《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39页。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胡适自撰新婚对联还有第三副:“谢他好月照好日,讨个新人过新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99页)。

历来品评胡适婚姻的人,大都认为胡适是极不情愿地同江冬秀相结合的,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前面所引的1918年5月2日,胡适结婚不到五个月的时候,给胡近仁的信。然而,仅仅五天前,也就是4月27日,胡适还有一封以其风格来说相当缠绵的信给江冬秀: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农历】,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道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今天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胡适致江冬秀,1918年4月27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180页)。这封信哪里像是一个奉母命结婚、而对妻子没有一丝爱意的人所写的信?五天之间写出两封如此迥异的信,是颇令人惊讶的。其所反映的,是胡适媒妁之言的婚姻所带给他的痛苦、矛盾、与挣扎。然而,除非他言不由衷,新婚甫四个月的他,对江冬秀确有他的相思,对他们新婚之夜有他的纪念与眷恋。(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

胡适的《新婚杂诗》(胡适,“新婚杂诗”,《胡适诗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79~181页)可以说是他新婚燕尔最亲密、最缠绵的写照。这几首诗,是胡适婚后单身回到北京以后写的。这五首《新婚杂诗》成诗的时间不同,描写与抒发的对象也各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首,所描绘的场景是新婚夜,虽然它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在花烛月夜显得凝重,但它是胡适以明月为证,向江冬秀宣告他回来履行了十几年前订好的婚约: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对江冬秀确有内疚: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看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新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胡适后来把这首诗放在《尝试集》里发表的时候,特别加了一个序:“吾本不欲用爆竹,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不忍不用之。”(胡适,“新婚杂诗”,《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人们的看法向来不一。贬之者指为“悲剧”,如夏志清先生,他的理由是:

一,胡江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江好打麻将,“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找不到“搭子”的时候,冬秀就看武侠小说,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在麻将声中,伺候太太打牌,胡适早年的壮志雄图也就渐渐被打得一干二净了。

那时,两人住在“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亦不可能。住在北平、上海,冬秀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胡适还得上街买菜。从1950年10月2日胡适致赵元任夫妇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当年的无奈。

听胡适说很喜欢四部丛刊,赵元任就托人专门从北京买了线装原版,运到美国,欲送胡适。此套丛书的价值自不待言;可当时胡适一来房子太小,二来已经买了香港出版的缩印本,因此就一再写信央求赵元任不要把原版的四部丛刊寄他。

元任、韵卿:……我上次写长信很明白的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丛刊,因我已有缩印本的全部了。缩印本只有440册,最方便,最适用。(已占住一个大书架。)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2100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若有书套,必须六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也绝对不能帮我的忙。……此是实在苦衷,千万请你们原谅。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Baby-sitter,困难万分……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Apartment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水,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六点钟的工,但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佣人当然要躲懒的……

夏志清曾以《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一诗为证,说虽然它是一首幽默诗,但充分地说明了胡江二人“精神上毫无默契”(“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页)。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如下一首诗(《胡适的诗》,第97~8页):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夏志清说,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江常对别人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少,给死人住的多。这些书,都是死人留下来的东西。”)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 “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也就够了。

二,江冬秀“没有现代医药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夏志清先生序”,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7页)因文化所限,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对待子女教育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胡适的长子出生之后,胡适曾自我嘲笑地写了一首诗《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诗显得如此无情,让人不能不想到胡适是在暗喻儿子不要再蹈自己的包办婚姻的覆辙。

夏志清可谓“牛粪思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把胡适视为“鲜花”,而把江冬秀当成“牛粪”。与他相反的是唐德刚,他在《胡适杂忆》里,力排胡适受了委屈的众议,反问道:“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唐德刚,“较好的一半”,《胡适杂忆》,第197页)“他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塌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同上第196页)

唐德刚在分析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时,说他们“是我国三千年婚姻史上,可以选择三种不同婚姻制度,和三种不同的婚后生活方式的唯一的一辈”(同上第195页)。而这一辈人和这三种婚姻制度(指旧式婚姻、西式婚姻和不中不西的“新式婚姻”)也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转移时代”(即转型期)才可能同时出现。

就胡适而言,这三种方式他都可以及身而试。他选择了遵奉母命,但他必得经受转移时代的个人痛苦。当然,在那个时代,女人比男人还要痛苦百倍。胡适曾说“斜倚熏笼坐到明”不是好诗(同上第63页),然则,这句诗说尽了女人的痛苦:漫漫长夜,泪湿罗巾,有多少断肠女欲觅幸福而不得啊。唐德刚发议论说:“在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20世纪大时代里,谁又曾注意到这个大时代的开端,那千万个,哭干眼泪、斜倚熏笼坐到明,为小脚难放,而终身守活寡的孤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只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啊!”(第183页)

因此,胡适的隐忍,造就了江冬秀的“例外”的幸福;可是,他用理性约束自己的自由恋爱,是不是成了“福人”,则完全另当别论。用周策纵的话说,“他内心还有时难免一些‘ 烦恼竟难逃’的。”(《论胡适的诗》)胡适对冬秀讲:“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绝不会明白。”谈到他与江冬秀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而起的勃豀,胡适说:“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这些事,你最好不管。”(胡适致江冬秀,1926年7月26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第227页)从胡适在《追悼志摩》文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读出别样的深意:“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这有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的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

江冬秀在很多方面,的确如唐德刚所说,扮演了胡适的贤内助。比如,江冬秀在1928年初,带着他们的次子胡思杜回到绩溪乡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监造胡适祖父母和父母的坟。祖坟造成以后,为了纪念江冬秀的功劳,胡适在碑文上加了两行小注:“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工,吾妇冬秀。”[胡适1928年6月4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五册,第164页]

她曾经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半不通的书信;为了对胡适有所赶上,她也很努力地揣摩胡适的白话文体,甚至刻意模仿胡适的用字。根据一个远房晚辈的回忆,他小时候常替江冬秀到邮局去投递她写给堂弟江泽涵的信,有时偷看信,发现她写信也还通顺,而且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奇怪的是,她总是把“很”字写成“狠”。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了江冬秀,“她笑嘻嘻的回答我说:‘你看过你叔公写的书吗?’”(程法德,“关于胡适及其家庭”,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0页)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江冬秀,在很多事情上很开通。胡适曾夸奖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从她身为旧式女子,却能接受新式婚礼这件事上,也可见出江冬秀的长处。

冬秀不懂学术为何物,但她却信任并支持胡适选择的学术道路,并不鼓励胡适做官。胡适在回国之初就在文章中反复表明远离政治,不做官的态度。他曾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文集》第1册,页358)抗战爆发后,胡适放弃了不做官的信条,接受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他曾对抱怨的妻子说,国家为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要做奴隶。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给冬秀的信中表明态度:“现在我出来做事心理常常感到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1938年11月24日信)并说:“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1938年7月30日信)

江冬秀有此迥异于世俗的胸襟见识,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出来参加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63页)

诚然,江冬秀是小脚“村姑”,然而,实际见过江冬秀,或者对她有所了解的人,虽然体认到她与胡适在学问上的不相匹配,但都称赞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她办事很泼辣,抓住胡适爱惜名誉这个弱点,“遇事不是乞怜,而是大吵大闹,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却。”(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闹得胡适噤若寒蝉。胡适跟表妹曹诚英热恋的时候,胡适的远房表弟石原皋回忆说:“江冬秀为此事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把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同上第39页)

江冬秀和胡适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中间虽然有种种侵扰,但并没有动摇江冬秀的位置。这要归功于江冬秀的惨淡经营——在江冬秀一面,也许她是“幸运”的,然而在她的“大吵大闹”中却也透露出不平与怨恨;也可以归结为胡适本性的软弱纯良——唐德刚说:“青年的胡适虽然颇受异性的爱慕,但是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招蜂惹蝶之人;不像他的好友徐志摩,所到之处便蜂蝶齐飞!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胡适杂忆》,第195页)

胡适跟曹诚英热恋的时候,确曾动过“家庭革命 ”的念头。他在《怨歌》的结尾激昂慷慨地写道:“拆掉那高墙,砍掉那松树,不爱花的莫栽花,不爱树的莫种树!”这里的“高墙”是指封建礼教的阻隔,松树是象征遮挡“雨露和阳光”使爱情之花“憔悴”“早凋”的封建势力。但是,一旦回到属虎的江冬秀身边,胡适的“拆”与“砍”的勇气就都化作乌有了。

来源

以下是胡适和江东秀的两张照片,来自google图片

在婚姻爱情方面,虽则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遭受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不自由,但他们如何去面对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也算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逸闻。

注:本文为佳人的民国名人爱情系列之一,敬请垂注。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

插入图片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