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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胡适和韦莲司的奇异深情

胡适一生,自1910年出国,到1962年逝世,前后在美国共生活了二十六年又七个月。换句话说,胡适十九岁以后,他的成年岁月,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度过的。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1885—1971)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两人初识在1913到1914年之间,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继续与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联系,并整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在1965年将信件寄赠胡适纪念馆。现在,我们几乎难以想象,为了自己深爱的人而终生不娶(如金岳霖)、终生不嫁(如韦司莲)是怎样的深情与信念。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出版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多来年,一些论者曾猜测韦莲司是胡适最早的恋人,但却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来证明。该书作者利用藏于台北胡适纪念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胡适与韦莲司五十年间的通信,首次披露了胡适与韦莲司之间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爱情—友情。

胡、韦的相恋始于知识上的互相研讨和吸引,但那时二人都明白,胡适已有婚约在身,胡适为了报答慈母的深恩,决不会背弃与江冬秀的婚约。所以,胡、韦二人虽有花前月下的谈心,却没有海誓山盟;虽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却无法言说,二人都保持了一定的矜持。胡适回国(1917)后,二人继续保持联络,在往来的书信中,诉说各自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十年后(1927),胡适访美。功成名就的胡适不由得不让韦莲司刮目相看,韦莲司情不自禁地向胡适倾诉深藏于心中的爱情。又过了五年(1933),胡适再度访美。在紧张的访问日程中,胡适两度前往绮色佳看望韦莲司。胡、韦之间再也没有矜持,蕴育已久的爱情真正达到了“任性”和“奔放”。

两次重逢

1933年9月的两次重逢,在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上是个里程碑。在一封1933年9月27日,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里,她引了自己在1927年写给胡适的一段话:

“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凡人,一旦你整个了解我的时候,失望会让你伤心的,而在你我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激励和启发也将随之死去。”

〔现在〕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

如我跟你所说的,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

韦莲司所说那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当然,可以理解为胡适的婚姻,和社会舆论的制裁。在这一点上,韦莲司是可以“无视”的,但胡适却不能“无视 ”。韦莲司未婚,生活在美国;胡适已婚,生活在中国。韦莲司“无视”,也无所失;胡适若“无视”,则他1917年回国以后,十几年来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清望,会跟着“石墙”的瓦解而瓦解。

胡适谈恋爱,有他的“任性”和“奔放”,但他始终只能在无碍于他的事功和学问的情况下,做暂时的“放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那一幕,胡适或许“心向往之”,真要他自己革命那是做不到的。

韦莲司在信中婉转而又语重心长的暗示,多少低估了胡适的冷静和理性。1921年9月16日,胡适作了一首中秋诗最能体现他这方面的个性: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行乐尚须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手稿本日记,第二册)

这是一首很煞风景的情诗,先说自己如何千思万想,须及时行乐,但在紧要关头,又忽然想到自己的事功与学问,这又怎能尽情地行乐呢?

对那堵“高不可测的石墙”,胡适从不“唯心”,他始终有视于客观的存在,并给予相当的敬意。这样的做法,在洋人看来,或不免有言行不一之讥;但在我辈看来,对夹在亲情爱情夹缝中的胡适,实在不忍再有什么苛责。

1933年9月的第一次重逢在月初,从现有的书信看来,胡适是在12日离开绮色佳的。13日两人各有信写给对方。韦莲司的信是这么起头的:“我没法照顾我们的后代”,接着她说:

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坐在东边向阳的这个窗前……我想要告诉你的都是一些琐事。昨晚我要睡哪个床都觉得很难。我有意地从你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最后,我总不能老靠着门柱子站着啊,我把你床上那条粗重的被子,拿到我的床上。装满了热水瓶就钻进了被子里。让人不解的是,最难堪的时间是早上近六点的时候。……

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你把我评价的过高了—虽然我们有平等理性的对话,但我找不到自己有任何内涵,可以和你相提并论……

韦莲司初识胡适的时候,两人的知识水平并没有太大悬殊,但到了1933年,韦莲司已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远不如胡适了。她对胡适,与其说是“爱慕”,不如说是“仰慕”。

1933年9月22日上午,也就是第二次相会前的两天,韦莲司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到自己的个性:

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幼稚,疏于自制的能力,或者是不文明的?

接着讨论到是不是应该在极为紧凑的日程里,拿出一天来会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把这一天当作一份礼物,在仅有的几个小时里,享受共处的时光,把它加在我们并不太多的回忆里?

凡事都还能忍受—人的承受能力是如此惊人。我的结论是:要是我们能好好安排这一天一夜,并予珍惜,那是值得再忍受一次别离之苦的。我们也许再不会有这样重逢的机会了。我承认,我的主意一变再变,但至少在过去十二小时里,没再改变!然而,有时我对情绪的控制比你断然,要是你觉得〔来看我〕在情绪上波动过巨,因此决定取消此行,我完全能同意你的决定。

从上引的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韦莲司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有她一定的“任性”。至于她所说,对于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在和胡适的关系上,她恰是“仅取一小部分”。这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对至爱者的一往情深。

1933年9月24日,胡适去绮色佳一天的造访,行程真是紧凑极了。这次相聚的时间虽仅十几小时,但那晚的月色却给胡适留下了特别的印象。9月25日回到纽约,立即有信给韦莲司,告以平安回到旅馆,并以极动人的笔触描写前一晚的月色:

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ForestHome)所见到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的意味啊!

那象征成长和圆满的新月,正在天际云端散发出耀人的清辉,美化了周遭。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吃。风暴过去,而新月终将成为满月。

这段话里的“新月”,可以象征当时正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凌的中国;也可以象征胡适与韦莲司两人的友谊。我想,这样一段抒情的话语既是写给一个多年的女朋友,当然象征友谊的可能远比象征中国要来得大,也来得贴切。

9月25日,胡适发信的同一天,韦莲司也有信给胡适,其中说到:

胡适,我爱你!我不喜欢悄悄地这么说,我怎么能以此为荣呢?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应该爱我—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必需相信它的存在)。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诸社会,而不引起别人的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韦莲司的困惑

1937年,也就是胡适和韦莲司定交后的二十三年,韦莲司五十二岁。这年有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士向韦莲司求婚,韦莲司询问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当下赞成。这年10月26日,韦莲司有信给胡适,对这件事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立即赞成这桩拟议中的婚事,这并不使我惊讶—在某些方面,我同意你的看法。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中年人的合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但是我们有些共同的兴趣和想法也许会让这个实验成功,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希望他不曾来打扰我。我更愿意继续目前的生活,凡事简单化以达到自由和单纯,使自己脱离与平庸所做的妥协,平庸是如此的可厌。然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家中营造一种平和而文明的气氛,我们都相信自我约束和应用理智。有他做伴的时候,我脾气比较好,也比较客气,在这方面,我是需要别人帮助的。

……在一个小范围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言行不一;你并非受制于一种高压的道德,而只是自己胆小……当然,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像你的婚姻那样〕增加你的伟大——我非常高兴,我没把你变得渺小。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害或改变这样的关系。

……

在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韦莲司少有的犀利和尖锐,她说胡适在婚姻上有言行不一的地方,而正是这点言行不一建立了胡适在中国社会上的清望,用韦莲司的话来说则是“增加”胡适的“伟大”。韦氏这么说,不免有些倒果为因,似乎胡适是为了“增加伟大”才和江冬秀结婚的。这实在并非胡适之初心。胡适 1921年8月30日日记,讨论到自己的婚事,有比较全面的剖白:

他(高梦旦)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这是一段相当诚恳的自我剖白,若说胡适为“增加伟大”而结婚,不免把胡适说得太富机心,也太过功利了。

1937年11月11日,韦莲司在另一封致胡适的信中,继续分析她自己面对婚姻时的一些困扰,并对胡适的态度也提出了她的看法。韦氏对胡适的观察和批评,有她极独到和深刻的地方。我想,这不只是因为两人关系的特殊,也是因为胡适在韦莲司面前表现出他不轻易示人的一面。韦莲司将她与R.S.之间的一段关系,叫做“感情上的风波”。信是这么写的:

现在我要和你谈谈这个小小的风波,希望并不会因此打扰你。我们两人的关系应该永远不变为困扰或互相敷衍。好几次你问我,是不是生了你的气。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我是永远不会跟你生气的。有时,只是现实的情形让我伤心,但这是生活,对不对?

在你过分要求自己,在感情上放纵自己并忘掉理性的时候,我觉得伤心,可是这也是一部分的你,你是难能可贵的(precious)也是易于冲动的(impulsive)。在“精力充沛”与神经质和坐立不安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我相信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做过了头。……

你觉得,要是我结婚,你就能从责任或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不知道〔我从未〕要你感觉有任何责任或负担。想到这点,也让我伤心。我没有要和你结婚,也没怪你对结婚所有的一种恐惧。

……

从你的反应看来,要是我结婚,能减轻你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能给你一些你所缺的自由。甚至于只是想一想,你都能感觉到〔自由〕。可是,恐怕我是不会为了讨你的欢心而去跟别人结婚的!!这是一个共同的理解吧?分手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还有邓肯(Duncan)—我无法跟每一个要和我结婚的人结婚!而讽刺的是,我也永远无法和我唯一想结婚的人结婚。……

这封信是极值得玩味的。韦莲司说胡适“在感情上放纵自己,忘掉理性”,说他“易于冲动”,这似乎都不是一般人所熟知的胡适,但如果我们看看他1921年8月26日的一段日记,就能知道韦莲司的这段批评是切中胡适弱点的:

我受感情和想像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像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像力略成系统。……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得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做书读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胡适的这段日记可以作为韦莲司对胡适批评的注脚。至于痛恨平凡与中庸这一点,是胡韦两人极相同的地方。

从上引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不能和韦莲司结婚这一点,多少带着一些歉意,因此,有所谓“责任”和“负担”一说,但韦莲司却不这么认为。这是韦氏最不落俗套的所在。“我是不会为了讨你的欢心而去跟别人结婚的”,这确是一句伤心话。

韦莲司最后选择了不婚,放弃了她“最后的机会”,保全了她的自由与独立,并丝毫不改她对胡适的一往深情,但因此所带来的孤独与寂寞,又有几人知道!(来源

注:本文为佳人的民国名人爱情系列之一,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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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1. 《我的寂寞》——胡适给韦莲司的信 @ 123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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