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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对胡适的评价:一等一的英雄

蒋介石评价胡适说:“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言不可不谓中肯,蒋公和胡适互相欣赏,可惜没能赢得战争。

——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

  就职的时候胡适先生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

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很多年以前,当他被问:“你要做王永庆还是余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说,今日台湾,胡适仿佛一个“过气的英雄”,他的纪念馆,迎来送往的除了台湾中小学生,多是内地去的学者。

  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

  人物周刊: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10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似乎对“妥协”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协”的一生?

  黄克武:John Morley是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妥协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有商量、有退让。
胡适喜欢这本书,也是受了韦莲司的影响,书是韦莲司借给他的,后来胡适在写给她的信中大量抄录了这本书里的内容。当时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译,胡适译成“姑息”。我去查了严复的翻译,是“得半”,民国初年章士钊跟杜亚泉争论的那个“调和”也是Compromise,后来从日文引进了“妥协”这个词。

  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他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蒋介石在胡适去世时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蛮准确的。

  人物周刊:在雷震案之前,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这是他身上旧传统的一面吧?

  黄克武: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他担任北大校长。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他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

  胡适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地位非常高,带领台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重要职位。就职的时候胡适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统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他讲完后,就见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当场没有发脾气。

  蒋介石个性非常强硬,他是军人出身,在日本读军校,每天早上4点起来用冷水擦身。最近看到蒋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常做自我反省,对自己的批评毫不留余地,对他人也是一点不客气,可是他对胡适倒始终有雅量,可见他对胡适是相当敬重的,他在胡适墓园亲笔题的字是“智德兼容”。这两个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

余英时考证出胡适的一个隐蔽的女朋友

  人物周刊:近年关于胡适先生的史料有没有新的增益?

  黄克武:基本上没有新的,可能民国的报刊上还有一些,但主要的都发掘得差不多了。

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中,算是个人史料留存最丰富的一个,安徽教育出版社几年前出版了他的全集。他从小就写日记,400万字,10大册,他心里其实有个想象的读者,就是未来的我们。他是一个非常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人。

  但也有意外,1948年他离开东厂胡同的家时,把大量信件留在了北京,这是相当重要的史料。其中有关的书信,出了《胡适秘藏书信集》。我问过耿云志先生,到底有没有没收进去的部分?他说有两部分,一是英文书信没收,有一千多封;二是涉及胡适私密情感的部分没收,有怕揭人隐私的顾虑。《胡适秘藏书信集》有大量胡适和中国近代名人的来往记录,涉及大量思想文化,中美学术交流等,里面题目多得不得了。

  最近几年,耿云志编的《胡适研究丛刊》,李又宁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丛书,都对胡适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推动;还有一本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很有意思,可以说第一次清理了胡适的情感世界,写得很精准。他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去看那些耿先生没公布的一千多封英文书信。胡适很多女朋友都是洋人,所以他很多情书都是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看这些材料也得有些解密的技巧吧?

  黄克武:要了解胡适的真相,首先必须打破他精心刻画的模本——一是他的《四十自述》,二是他晚年和唐德刚合著的《胡适口述自传》。这两个是胡适最重要的模板,奠定了他启蒙者的形象,也就是大家心目中光鲜亮丽的“我的朋友胡适之”。

  不过胡适的个性很有意思,他很想跟后代历史学家玩玩智力游戏,有些精彩的部分他也不完全抹杀和掩盖,往往用些缩写简称或隐语来表达,所以读胡适日记就得有高度技巧,读得最好的是余英时。余先生早年研究过陈寅恪的诗,对用典、隐语的传统方式非常熟悉,所以读完400万字日记后,写了一本书(注:《重寻胡适历程》),考证出胡适的一个女朋友,是隐藏在日记很隐秘的角落里的。

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韦莲司女士在对待与胡适先生这段情义上,表现出东方式的妇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黄克武:韦莲司一生都在保护胡适的清誉,是为他牺牲的女性中的一个。
他们认识的时候胡适已经订了亲,当时他们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精神层面上的交汇碰撞非常强烈,所以韦莲司说“在灵魂上已经结婚”。后来胡适回国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国,1920-1930年间,两人才有肌肤之亲。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之后,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对某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是男女之间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胡适一生都在追求心灵深处、灵魂之上的碰触,后来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这种角色,像徐志摩。

  韦莲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风气普遍比较保守,加上韦莲司生活在东岸,受清教传统影响,所以她为胡适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养。

  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基本上他是个实事求是理性思维的人;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有美国东岸好大学里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从1914年他们结识后,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其中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中西文化的对比等,所以胡适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还说在两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适赴美的早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可惜周质平只把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翻译出来了,没把韦写给胡的译出来,所以缺了一半。

  韦莲司一生未嫁。胡适后来寄给她一张江冬秀与3个孩子的合影,1953年还带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个月,不知道她内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离开美国,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岛,直到1971年过世,86岁。1962年胡适过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适写给她的信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后来全部捐给胡适纪念馆。实际上她是在把关,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辞删掉了,因为当时江冬秀还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

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不是五四运动,也不是反五四运动,而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和互动,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对于胡适在大陆的研究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近些年是个什么境况?

  黄克武:还是不行。政治的影响蛮大的:在冷战的架构之下,胡适和鲁迅长期以来是相对的。在大陆鲁迅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有太多人注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东西,我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偷偷看《阿Q正传》,两相对比很鲜明。

  除此之外,我觉得跟台湾文化的气氛有关,它是温和的,肯定传统的,而鲁迅的作品大多对中国传统中黑暗的部分作无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样。

  黄克武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著有《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以及有关严复、梁启超、明清文化史的学术论文几十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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