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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选择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记得胡适1949年赴台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那么,蒋氏家族独裁下的台湾有面包和自由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何选择投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这个问题由李泽厚提出,他的原话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该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早在19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拎出它来,作为胡适甚至不止是胡适而是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的罪证。当然,李泽厚也不是最后,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常老常新,被人们刻刻挂在嘴头。当年胡适们的取舍,似乎最大限度地“败坏”了自由主义本来就并不好听的声名。人们实在难以想通,自由主义既然追求自由,怎么会和独裁走到一起呢?

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妨先行考量一下自己的政治学知识。

蒋介石政权的确是“独裁”政权,独裁人人痛恨,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不同独裁之间的区别。根据20世纪的现代政制来看,它至少存在着两种独裁形态,一种是“威权型独裁”,一种是“极权型独裁”。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独裁有其共同性,如党、政、军权力往往垄断于一人之手,并且按胡适所说这种权力还不受法律限制。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被忽略了。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这种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思想范畴本是人的自由的最后的领地,当初,自由主义争自由也是从这里起步,从而导致政教分离。而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有形”入“无形”,试图进行思想整合和控制,使之走向新的政教合一。因此,美国的汉娜·阿伦特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后来的极权主义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也共同地把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视为“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

根据我个人阅读,胡适最早使用“极权”概念是在《独立评论》时代,尤其是赴美后的1941年。该年夏天,他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作政治讲演,题为“ 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该讲演接着发表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报》上。这个英文讲演的题目虽然是意译,但并不走形,因为胡适文中大量使用“极权”这个概念。胡适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上马克思·伊司曼的文章,不仅归纳了包括以上两点在内的极权体制的二十个特点,以此和民主体制进行比较;并十分明确地把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上:社会主义苏联、纳粹主义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47年,胡适又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它实际上是上文的继续,尽管文中没有用“极权”这个词。但,胡适所做的甲式政党(以英美政党为代表)和乙式政党(以苏俄政党为代表)的条款性比对,也依然是在比较民主与极权的不同。应该说,这样的对比对于胡适,带有自我清算的性质;因为他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过苏俄革命。然而胡适一旦认清革命后苏俄政制的极权面目,他自然要做出反向的选择。

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比较而言,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体制,是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的一个“威权体制”。它尽管也是独裁的,但比之极权,它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制。如上,极权政治的范围无远弗届,而威权体制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它的权限不可能由国家向社会无限延伸。一般情况下,这个政权并不干涉民间社会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也不干涉私有经济和市场。另外,威权体制不搞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有形的的权力且止于有形,没有以意识形态统一意识的诉求,也不进行思想控制和表态。由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文化等领域中的事务,不是国家包办,而是取决于个人或各自不同的社群。

国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苏俄性质的政党,这是胡适的论定。比如它搞一党专制、搞党化教育、搞新生活运动、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都是向极权靠拢的表现。但由于各种机缘、条件和因素,它直到自己交出权力的那一天,也没有完全苏俄化,充其量是摇摆于“威权”与“极权”之间。这个时期,胡适还可以在国民党外办《新月》、办《独立评论》。虽然,这些杂志可以被查封,就像查封了还可以再办;但极权体制却不需要这样,它预先就不让你出现。因此,当年储安平谈自由的“多少有无”,放到这里,威权体制就是自由的多与少,极权体制则是自由的有与无。

这就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力主政治宽容的胡适紧盯的不是民主自由满天飞的口号,而是它可以播种的土壤。极权体制作为一种刚性体制,权力之外无空间,内里也不存在转圜的余地。因此,民主口号满天飞,却着不了地。威权不然,它有它权力不达到的地方,这地方再小,也有一个“宽度”,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比如,你能想象极权体制也会容有《独立评论》这样的刊物甚至刊名吗?独立的空间在哪里?而威权,这个空间,外在于体制,它恰恰就是可以播撒民主种子的土壤。自由主义正是在这块土壤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并试图以渐进的方式,一寸一寸拓展之。它之所以反对苏俄式的暴力革命,是因为推翻威权的暴力需要集聚更大的暴力,这种暴力一旦被集聚,就不可避免地极权化,当它摧毁威权的暴力时,连同被摧毁的势必包括那原本就弱小的空间,于是,民主与自由彻底失去生长的土壤而仅流于满天飞的口号。

这就是当年胡适选择的内在缘由,不知道李泽厚先生今天是否把这问题想通了。(来源

 

3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高论开塞,佩服!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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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哈宝宝-大杂烩 » » 胡适:选择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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