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黄，你真的想被判死刑？

一个无助的打工者，因未接受职业培训而导致右手不幸被冲床机器砸毁，这家工厂是台湾商人开的。这位打工者因迟迟得不到工伤赔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持刀捅了三名台商，两死一重伤。这看似是一个黑工厂的悲惨故事，大家把矛头指向无良台商也许有几分道理，但问题是，这样的血汗工厂为何能够存在？《劳动保护法》是一纸空文吗？刘汉黄，你真的想被判死刑？

9月7日，打工者刘汉黄刺杀台商案在东莞开庭审理。被告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请求法官判他死刑。还原其行凶前的工作生活遭遇以及心理状态，或许我们需要感叹，事件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记者·华璐 实习生·罗婷婷 摄影·卫学军

刘汉黄在一审法庭被告席上。
堂姐夫罗政权很认真地问过刘汉黄，
“你现在没什么经历，打官司的话会很麻烦，厂里对你会更差，你能不能承受压力？”
刘汉黄点点头说，我能。

刘汉黄的父亲和兄弟在开庭后一脸悲怆。

　　刘汉黄倒在地上，脊背朝天，一动不动。

　　2009年6月15日午后3点，闷热的东莞被暴雨占领。三名台商身中多刀，躺在刘汉黄身后不到200米处，他们的鲜血混合着雨水、泥水，如褐红色的蛇般蜿蜒，漫过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下称展明）大门右侧的人行道，浸湿了刘汉黄的衣服、鞋子和头发，但他依然不动。围观的人忘了打伞，甚至不敢上前制住这个缺了右手掌的行凶者，他已经被打晕，耗尽了力气，不动如尸体。

　　两天以前，刘汉黄爬上展明工厂的顶楼，嘶吼着：你们报警啊，你们不给我生活费，我活不下去了。他要跳楼索赔。他的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在东莞几乎没有熟人，展明员工没有人敢搭理他。跳楼前，他给负责他工伤案子的李晓保律师打了四个电话，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与展明长达半年的工伤索赔诉讼，让刘汉黄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但他一直很沉默，他的亲生兄弟、堂姐夫、父母、老乡，通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从刘汉黄的嘴巴里听到一些对展明的抱怨，更多的时候，小学没毕业的他会很不流畅地表达，我没钱了，我手痛，我吃不饱，工厂要赶我但我不敢走啊，弟弟等着我的赔偿金上大学。

　　他生于贵州铜仁附近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永红村，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首次离家到东莞打工，展明是他第一家打工的工厂，却很可能是他一生的终点。他在这里失去了右手，用弹簧刀捅了三个台湾老板，两死一重伤。如今，他在东莞中院的被告席上泪流满面，向死者家属下跪。

　　他说，“我错了，请判我死刑，但那不公平。”

失去右手

　　刘汉黄26岁了，但他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这在早婚成风的永红村很少见。在松桃打泥水零工的时候，一个姑娘向他示好，但他回避了。“娶什么老婆，难道让人家睡露天里？”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杨长富，他的一个小学同学。

　　务农的刘家有五兄弟，刘汉黄排第二，但他们家里只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泥屋，家里唯一一张木板床是大哥结婚时候搭的，之前都睡在地上。兄弟们年纪大了，大哥刘汉青早年成家，搬出去自立门户；三弟刘汉洪和四弟去了福建打工，自顾不暇；五弟刘汉禄是家里的高材生，案发前在松桃读高中。

　　刘汉黄几乎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读到小学五年级就主动提出辍学，农忙时节在家里种玉米番薯，农闲时节在附近的村里打零工，一年能赚2000块钱，家无余粮。他生平只拍过两张照片，就是身份证上的小一寸彩照和工伤鉴定上的头像。

　　去年暑假，刘汉禄在吃饭的时候兴奋地告诉二哥，按现在的成绩，自己很可能考上贵阳的大专。刘汉黄没问钱的问题，只是对弟弟想学汽车修理专业的想法表示赞同。

　　一个月后，刘汉黄跟着杨长富坐上了南下的长途客车，来到了东莞大朗镇，开始了在展明操作冲床的打工生活。在这里，厂方许诺他每个月有770元底薪，还有奖金和加班费。一年接近一万的收入，足够支付弟弟的大学学费和每个月三百元的生活费。

　　“他身高一米七多一点，当时长得挺白的，很瘦；有点内向，不善表达。不过，对人很客气，别人帮他一点忙，他就谢个不停。”工厂里姓陈的保安回忆说。

　　保安的回忆与刘家兄弟的说法相似，他们说刘汉黄在老家的时候，没有一般男孩子的年少气盛，从来没跟谁打过架动过手。“家里贫穷，自卑心比较重，所以话也比较少。”堂姐夫罗政权这样评价刘汉黄。

　　“一个特别简单的人，怎么会碰上这么复杂的事儿？”杨长富现在多少有点后悔，不应该带刘汉黄到东莞。

　　2008年9月28日，距离他进厂不过六天。一台运转的冲床机器瞬间冲砸而下，刘汉黄右手来不及躲闪，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砸。送院后医生诊断为“压砸毁损伤”，由于伤情过重，他的整个右手掌被实施了切除手术。

　　杨长福将他送到了医院，但一周后离开了东莞，再也没有回来。“展明没有培训过刘汉黄就让他操作那么危险的冲床，我也害怕自己的安全，就辞工了。”杨长福走后，在厦门打工的三弟刘汉洪赶过来照顾他。

　　“手已经没了，伤心也没什么用了，要面对现实。” 刘汉洪在医院看到打着绷带的哥哥，忍不住哭了，但刘汉黄反过来安慰他，我没事，想开点。

吃不饱

　　刘汉黄与展明的矛盾，其实是在人类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上激化的。

　　“我哥重伤失血过多，住院的时候医生说要补充营养，不然会使伤口愈合不好。”展明为刘汉黄支付了医疗费用，但不愿意出多余的钱为其改善伙食。“伙食费包括我和我哥两人26块钱一天。我哥是病人16块钱，厂里还说得蛮好听，早上3块钱，中餐和晚餐各5块钱，还有夜宵也3块钱。”

　　住院25天，刘汉黄拖着空荡荡的右袖管和半饥不饱的肚子回到展明。厂方安排刘氏兄弟住进工人宿舍308房，一个六人间。10月的东莞依然炎热，刘汉黄的伤口瘙痒，半夜睡不着起来在走廊里乘凉，但没有人敢跟他说话。

　　“有这么一回事，好像有干部说我们不可以理刘汉黄，否则要扣我们工资。一个传一个，越传越真，结果大家也懒得惹麻烦，所以不怎么理他了。”陈保安说，半夜刘汉黄到厂里唯一亮灯的保安室里发呆，自己也没有赶他走，就由着一盏小台灯亮着，直到黎明破晓。

　　“出院后我们和其他工人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辣的食物对伤口有影响，我没办法就去厂方要钱，展明的邵总说（邵正吉，死者之一，任职展明副总经理，负责工伤处理）：在厂里面吃饭就不需要钱了。不给我们补助。” 刘汉洪多次代替哥哥到厂里要生活费，他跟展明协商，可以先预支，以后等工伤赔偿出来以后再从中扣除，但讨要过程依然困难。

　　“邵总签字，人事部签字，再找财务部拿钱。拿钱的时候，他们永远是从上午推到下午，让你从下午又等到明天。”刘汉洪说，有时候厂里的司机动手推我们。

　　发了两个月各200元的生活费后，展明停止发放生活费，并且不再让刘汉黄到食堂吃饭。“因为我们起诉了。”

　　2008年11月，经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刘汉黄的伤残达到五级。工伤鉴定结果明确后，刘开始对厂方提出维权索赔，其间也曾多次向厂方提出和解。而厂方认为索赔金额过高，一直拒绝商谈。代理律师李晓保说，“金额其实是可以商谈的，但厂方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不愿意和我见面。”

　　2008年12月22日，刘汉黄因工伤待遇问题向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大朗分庭申诉，请求展明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偿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假肢安装等费用，共计30.64万元。

　　作为家族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从贵州赶到东莞和厂方谈判之前，堂姐夫罗政权很认真地问过刘汉黄，“你现在没什么经历，打官司的话会很麻烦，厂里对你会更差，你能不能承受压力？”

　　刘汉黄点点头说，我能。

　　“他想，就算现在经济不景气，厂里最后只能拿出10多万的赔偿，也足够弟弟上大学，回家做个小生意。所以我就以他的名义在老家借了两万块，给他在东莞请了个律师。”罗政权说。劳动仲裁调解时，展明的代表只是说，你们太天真了，那简直是天价。

没有假肢的冬天

　　转眼入冬。刘汉黄在这个冬天里给老乡小母子留下的印象，是一件起毛的旧灰色夹克。

　　“过年了，他来找我，没有任何行李，身上只有200元，那件衣服穿了一个月都没换，我让他穿我的。”刘汉黄因为长期营养跟不上，得了肾结石，脸色如他那件夹克般灰暗，但他至今没告诉家里人他得了肾病。

　　2009年1月16日，腊月二十，罗政权和刘汉洪先后离开东莞，展明的工人散去，工厂宿舍大门紧闭。刘汉黄因为担心回家后赔款再也无法落实，因此不愿意回家过年，只是在电话里告诉60多岁的父亲，让我再想想。如果不是小母子辗转听到他的消息，邀请他到自己打工所在的东莞沙岭过年，刘汉黄无处可去。

　　在此两天之前，劳动仲裁下达，认定赔偿数额为5.89万，对刘提出的一次性支付12次假肢安装更换费不予支持，而这笔费用被刘的代理律师李晓保估算为22万余元。

　　“哪个民工能自己掏出几万块钱先去安装假肢，然后再来要求厂方赔付？”李晓保称， “一般来说，假肢每四年更换一次。刘汉黄才26岁，那么到他70岁之前，加起来就有可能是12次。”

　　罗政权说，这个判决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否上诉尚有回旋余地。“当时我们是从17万要到15万，再到11万。厂方很坚决，说要么你就拿着9万走人，要么你就去上诉。但是我们之前住院在厂方那支了一部分钱，大概有六七千，这样扣除的话9万就只剩8万了。8万再加上我们来回的花销，只剩7万了。”刘家认为，这连日后刘汉黄装义肢的开销也不能保证。

　　刘汉黄抱着起诉的决心，度过了2009年的春节，他看上去依然平静。“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事了，拿到钱回家也只能找点轻松的事干算了。”只有谈到刘汉禄快要上大学的事情，刘汉黄才勉强露出了笑容。

　　大年初四，小母子要回贵州，刘汉黄拒绝了他几百元的资助。刘说，小母子你也不容易。当小母子送这个儿时邻居到车站回大朗镇的时候，看到他双眼发直，呆滞地坐在车上，脏脏的车窗上布满了车内人呼出的雾气，车身上贴着大红喜气的标语，“新年新气象”。

漫长的纠缠

　　“你不是我们厂的员工，不能进！”从2009年年初开始，刘汉黄每次进出展明都会受到保安的阻挠，直到案发当天，刘也是因为保安阻拦其外出，才与死者林裕腾发生冲突。从小母子家回到展明后，他一度无法进入工厂，在厂外的出租屋住了几天，最后是李晓保律师与厂方交涉，才让他回到宿舍。

　　“我们要是让刘汉黄出去一次，厂里要扣我们150块钱。” 9月7日，开审刘汉黄杀人案件的庭上检察官复述了一名保安的证词。

　　由于不服仲裁裁决，刘汉黄诉诸东莞市法院，但展明并不重视这个官司，李律师说，在仲裁阶段的答辩书都是厂里的负责人自己手写的，仲裁结束后展明才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

　　3月16日，法院对刘汉黄工伤索赔案开庭一审。厂方向法院辩称，本次受伤是因为刘汉黄不听厂方劝告造成的。半个月后，一审宣判，法院这回支持了假肢安装和更换费用，刘汉黄将获得17.7万元的赔偿。

　　判决下来那天，刘汉黄给李晓保打了电话，千恩万谢。在打官司的这三个月里，他已经养成习惯，无论有什么困难，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律师，比如行李被工厂扔出来的时候，被工厂保安推搡的时候，被邵正吉喝令滚蛋的时候，没钱吃饭的时候。

　　厂方随即提起了上诉。基于刘的请求，一审法院执行了财产保全，查封厂方价值约17万元的机器。

　　与刘汉黄有相同遭遇的民工不在少数。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东莞市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高达23044宗，同比上升159.18％，占全市法院去年受理案件的20％以上。

　　但事实证明，大多数案件在仲裁裁决后，还是会进入法院。所以，劳动纠纷的解决过程往往就会很长，从申请仲裁到开庭需要一年；等到二审，通常已经耗去两年。

　　“我觉得厂方首先应该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最好要和善一点，有诚意一点，主动一点。那么这个工伤者身心都会有一定的安慰，那他就不会有其他的坏想法了。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早点拿到应该得到的钱。”李律师表示，从一起工伤纠纷演变成杀人血案，看似不可预料，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拖得时间那么长，刘汉黄的心理承受不了了。”案发后，刘汉黄对李晓保产生了怀疑，因为事发前两天，李晓保忙于另一起官司，没有接听刘的电话。

　　厂方上诉后，屡次把刘汉黄的行李扔出厂外，要他搬离。6月14日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这次刘汉黄不再沉默，以激烈的反抗回应。他站在厂房阳台边，以跳楼要挟厂方尽快赔偿，经警方劝阻，刘汉黄答应次日下午和厂方商谈。

　　跳楼事件后，他给小母子打电话，说我这两天过来看你。小母子说好，我等你。但刘汉黄再也无法履行约定。

杀人

　　杀人过程，9月7日庭上是这样陈述的：

　　6月15日中午12时，刘汉黄要出门与李律师谈工伤的事情，被保安拦下。5分钟后，公司总经理林裕腾驾车外出。刘汉黄杀人案的代理律师管铁流说，刘汉黄当时是站在车尾，想跟车出去，保安不愿开门，林裕腾下车与刘理论。

　　随后公司副总经理赖振瑞和邵正吉赶到。赖振瑞赶到后，动手将刘抱出去。到了大门外，邵正吉打了刘汉黄两巴掌。

　　“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能让你好过。”刘汉黄告诉管律师，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他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弹簧水果刀，长约15厘米。他认为自己过去常被保安欺负，应该弄把刀在身上防身。

　　刘汉黄用左手，用尽全身力气朝赖振瑞的腹部连捅二刀，赖倒地。邵正吉见势不妙，往马路上跑，刘汉黄追上，对着他的颈部等连捅数刀。林裕腾从保安室里提了钢管追出去，对着刘的脑袋敲了一棍。“我当时一点都不觉疼，转身就和林总扭成一团。”刘汉黄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他朝林的颈、胸、腹等部位连捅数刀。

　　当刘汉黄跑出展明，往右侧逃去，他见到赖振瑞躺在地上，又朝他的颈部捅了一刀。就是这一刀，让刘汉黄一开始勉强算得上过度防卫的故意伤人，被检方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他被展明的员工用钝刀从背后打晕，摇晃了一下，背朝天倒下了。警车在雨中呼啸而来。

　　林裕腾、邵正吉因主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赖振瑞重伤，至今仍拄着拐杖。7月25日，管铁流第一次会见刘汉黄的时候，刘汉黄还一个劲地问，他们伤得怎么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杀了人。

　　台商家属要求判决刘汉黄死刑，并立即执行。刘汉黄私下告诉律师，我杀人了，判我死，我认了。但那是不是无论怎么打我，怎么欺负我，我都不应该反抗？刘汉黄与展明的工伤纠纷官司，今年7月15日有了终审判决，支持了17.7万元的赔偿数额。但死者家属此时已经委托律师，就杀人案向刘汉黄索赔140多万元。

　　刘汉禄参加了高考，但他没有填报志愿，因为在此之前，他知道自己的哥哥杀了人，那笔供他上学的赔偿金已经永远不可能拿到了。他现在在东莞一边找工作，一边旁听哥哥的官司。（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