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做爱、生孩子都被国家计划，这绝对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物事，然而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未必就是好兆头。
当“做爱”不再被计划
在中国，性的自由度一直是政府和个人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孙冉
这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的文革岁月——青年马小军的青春，消耗在夏日的屋顶上。他像只猫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幻想伴侣——米兰。那一年，城里没什么年轻人，大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马小军对于性的含混不清，在这个年轻人的记忆里那或许是夏夜里一次莫名的勃起；也或许是那只充满了气、在空中像气球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更可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向保尔主动献出贞操的少女。
总之，那个年代，年轻人对于性，幻想多于实践。
那一年马小军16岁。他青春期的性启蒙被战争所取代。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脑海里，战争永远都是一个热辣辣的诱惑。他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在很多人的文革回忆里，也都渴望着那么一场战争。
而“美帝”的年轻人当年却喊着截然相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
要么做爱，要么战争，青春期的性荷尔蒙需要随时排解。而当时毛泽东的做法是，上山下乡。
但年轻人们的性幻想，并没有被上山下乡的热情所淹没。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坚持谈恋爱，并且“带坏了”农村的风气。
依旧留在城里的马小军，对“性”的压抑已经相当严重。他的发泄方式，就是撬锁，去偷窥别人的生活，“每当锁舌当的一声撬开，我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
无限的欣喜来自于无限的压抑。社会对于性的禁锢由来已久，晚明的纵欲风气到了清朝俨然一转，成为“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乾隆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自此也开了政府干预私生活的口子。到了“五四”，西风东渐，性文明传到了中国，在性上人们也 “拿来主义”地获得了一些自由。
要性交不要做爱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这得益于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自农村的管理经验。在农村社会的生活中，性从来都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因此，共产党人在“性”问题上坚守始终，以为表率。
做爱是个诲淫诲盗的行为，而性交是个可以被接受的中性词。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找对象可以，谈恋爱不行。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是“解决组织问题”。
这些词语的微妙变化背后是整个社会性观念的微妙指针。直至到了反右时期，中国人经历了第二次离婚潮。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著作里曾提到：一个“右派”的妻子，在拒绝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跟你离婚，已经够对不起党了，怎么还能跟你做这种事情呢？
不只是对性的压抑，对性别的差异在那个年代也被抹杀。这是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把女人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
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失去快乐的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新的一次离婚潮预示着早已死亡的婚姻不计其数。根据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在性中能够获得快感的，不足20%。而另一面，不快乐的她们却让中国的人口迅速由4亿增加到10亿。
在整个70年代，禁欲日益成为社会习惯，人们已经普遍对性保持隐而不发的态度。有时候对于爱的表达竟然扭曲成了恨的形式。比如，电影《爱情的牙齿》里，女生当众宣读男生递来的情书，竟遭至男生仇恨的一记板砖。
根据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调查，那10年，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在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里，平均是在18.5岁开始第一次自慰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就被推迟到19.5岁，即使到了文革后期，也仍然是18.9岁，仍然晚于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
而在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男人里，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已经提前到17.2岁，比他们的父亲那一辈提前了将近2岁半。
被计划的安全套
文革一代的“马小军们”在16岁尚不知道安全套的真实含义。
那个玩意他是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的，被他父亲隆重地珍藏着。在他看来那或许只是一个可以充满气、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球。
因为反复的重复使用，难以避免的漏洞，最终造成了他弟弟的出生。
那个年代，安全套被严格地计划着。政府通过控制安全套的发放数量，期望达到“有效”抑制性欲的目的。
当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在逐步加大：每个公民每天吃多少粮食、每个月用几尺布都在计划之列。每个新生儿，只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纳入这种严格的计划体系。
安全套在中国被惯称为避孕套，这表明了它落地中国最重要的功用。
但事与愿违的是，禁欲的反面竟然是人口的激增。
解放前，在中国安全套尚需要依赖进口，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后，才决定在广州建厂生产。但直到7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中国开始逐步实行了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在商店是买不到避孕套的，有限的“套子”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垄断。只能在单位的卫生员那里按计划领取，性的频率因此被掌握。这一切都在传递着一种信号：婚外的性容易怀孕，但这样的孩子又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70年代在钢铁厂做工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一个月定期发几个避孕套，那时的避孕套的质地与塑胶手套无疑，强调质量过硬。据说，有人做过灌水实验，灌一脸盆水都没事。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常规统计数据，80年代末中国男性使用安全套者人数已达2000万，至90年代初，人数最高达2300万～2400万。这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同期采用男性绝育总人数的一半。而这个数字，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逐年下降。
这个数字的曲线发展，背后是从1975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到1982年被明确写入《宪法》。
直到1993年，避孕套作为商品才被第一次摆上了中国的柜台。
人性凶猛
1979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
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眼花缭乱。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放弃了入党申请，也不抢着打扫厕所学雷锋了。他复员后成了作家，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当年禁欲的性往事，名字叫《动物凶猛》。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引来了读者的争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观察到，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这一年，电影《不是为了爱情》出现了3秒钟的接吻镜头，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第二年，《庐山恋》的吻戏，教会了一代人如何谈恋爱、如何接吻。
当年有关性的争论相当猛烈，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被指有伤风化，在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1982年，该画更被木板遮挡，直到1990年才重见天日。
《大众电影》封底的接吻剧照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有读者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后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众电影》共收到该事件的讨论信超过1万封。
好的是，反对者只占1/3，说明大多数的人是渴望接吻的。
但整个社会对于性的宽容尺度依旧很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流氓这个词在那两年，代表了很多自由化的倾向。
比如，牛仔裤、花衬衣、蛤蟆镜就是一身流氓打扮。听港台靡靡之音，弹吉他就是充满流氓习气。
社会对于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严防死守。在1982年，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告诫年轻人流行音乐很多泛着黄色、靡靡之音是一种精神的腐蚀剂。
去流氓化的社会
而这一切自由叛逆的标志落实到一个人身上——歌星张行。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他就是个十足的流氓。
张行是中国第一个磁带发行量过百万的歌星。但最终却因为恋爱中的三角关系，被判了流氓罪，入狱3年。
张行曾是上海文艺界的风头人物，在他还未做歌星前，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文化馆跑场，每晚赚1块钱。在人人拿30元钱工资的年代，他几乎算得上大款了。
然而赚的钱还是不够谈恋爱的开销，张行很招女孩子喜欢，他能歌善舞，人长得高大斯文，还会裁缝——时下流行的款式他都能自己做出来。中学时他就开始谈女朋友，那时约会只能兜马路；挣外块后，每周和女朋友看场电影吃碗阳春面，已经属于奢侈行为。那时，一些女孩子打着恋爱的名义骗吃骗喝的事，屡见不鲜。
从张行记事起，他就有个印象：恋爱谈不好是会犯罪的。会被人当成流氓，那意味着要被游街、挨打，甚至丢掉饭碗。这差不多是那一代人的集体阴影。
1979年，中国颁布了首部刑法，第160条为流氓罪，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构成流氓罪。流氓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如果被定性为流氓，就意味着蹲监甚至丢命。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参与了首部刑法的制定。对于为什么把罪名定为流氓罪，他说，当时的专家对于流氓这个字眼并未感觉意外，因为当时只是“流氓行为要打击”的意识比较突出，但流氓行为到底怎么分解，没法细化，所以只能用流氓罪来概况。
但到底怎么界定流氓罪，法律上似乎并无明显的说明。
当时社会上对于以恋爱为名义奸污妇女的行为视为一种新出现的流氓罪。在80年代中期的法学刊物上屡屡见到这样的法学文章，呼吁对于这种现象保持警惕，称这种情况为“大婚不办小婚不断”。张行就是中了这一招。张行只感觉那时的社会人们都处于一种偷窥心理，只要你在公共场合做些私密举动，马上就会有人跑出来充当道德纠察。
1985年，他被判3年徒刑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那两年社会上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完全集中到自由化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 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1983年开展了一次中国最严厉的打击犯罪行动，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这种聚会未必发生关系，只是一些“摸摸索索”。且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但被判了重刑，直接枪毙了。一时间，社会氛围变得噤若寒蝉。性解放的速度至此停滞了 5年。
在监狱里的那几年，张行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因为谈恋爱发生关系被抓进来的。
到了90年代初，张行渐渐发现风气变了，没人再把男女之间那点事看成犯罪了。“人权”这个词突然变得很热，性开始光明正大成为个人的私事。
而到了1997年，刑法进行了修改，流氓罪被取消。关于流氓罪的争议在法学界一直就有，主要是流氓罪的界限过宽，成了口袋罪，什么罪名都能往里扔。
1979年的刑法有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它的“类推原则”——即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只要认为它是有危害社会性质的，也可判刑。这一点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改中取消了。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告诉记者，这也是当时不得以的办法，因为首部刑法只有129个罪，怕漏了。
1997年，流氓罪虽然取消了，但内容并未取消。它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猥亵罪、聚众淫乱罪继续留在刑法里。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看来，现在的法律更像表态法，在刑法中表明了态度，但很少再会因为非婚性行为给人定罪了。这其实是政府态度的一种转变，人性解放的一个标志。
而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张行来说，这个阴影至今伴随他左右。流氓歌星的称呼盖过了他的音乐才华被人记住。他常说，在中国，你不经历那个时代，你不会明白。
1993年，一个叫文经风的下海青年开起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自此竟鬼使神差地推动了安全套的市场化，后来文被人们称为“套爷”。
避孕套走向了市场，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小店围得水泄不通。文经风的店在开张16天后，一位青年人误入其中，在目瞪口呆后，他掏出9元6角，买走了第一盒安全套。
自此，人们开始享受不被计划的“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