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介绍刀尔登大侠的时候了，今天是他的一次采访和提炼出来的语录，真真的妙语连珠，呵呵。不过，我不太同意他说鲁迅的智力比胡适高，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胡适其实比谁都看得清楚，何况智力有很多种，即使测过智商，也很判断呢。
（刀大侠的鄙视对象之一）
1、学雷锋运动：
刀尔登：雷锋是好人，但学雷锋运动搞的多滑稽啊。我记得小时候暑假学雷锋，还得写日记，开学以后还得交成果。于是，很多学生不得不伪造一些事情。这对社会的道德系统反倒是一种破坏。
2、精神管理：
刀尔登：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是世俗政体，但是在政府自命的角色中，确实包括精神管理者。不过是非常低层次的精神管理，政府不关心灵魂问题，只是关心老百姓的政治态度，关心老百姓的日常事务，关心人的动机。这个传统虽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还是保留下来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仍然有政教合一的色彩，只不过是教化的教。
3、儒家：
刀尔登：墨子里边有些东西，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弱点，就是对逻辑和物理世界的一种态度。逻辑和事实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吗？而儒家在这两种东西上是短板，最基本的形式逻辑也没有发展出来。对物理世界缺乏兴趣，导致国家最有智力的人，在两千年里不务正业。儒教的兴趣全部集中在人伦上。
4、逻辑：
刀尔登：我们那一代人脑子进水了也就罢了。现在好多年轻人，也照样缺乏基本的逻辑能力，而且对遵守逻辑缺乏兴趣。我想这可能就和某种传统继续发挥着影响有关吧。有些书，其实也不是本身有问题，只是后来影响不太好，比如《周易》这本书，到了21世纪了，现在的年轻人并看不懂里面说的是什么，但是一提到这本书膝盖都要软，他会不认为知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他会相信两千年前对事情的认识超过现在。
5、五四运动：
刀尔登：我们每个人都是五四运动的受益者。文革不是反传统，文革是种暴民运动。人们肯定会仇恨自己不理解的，高于自己阶层的东西。五四运动是精英运动，不是暴民运动。我说五四时候想到的不是游行，而是当时杂志上的辩论，或许还是改用新青年时代这个说法比较准确。
6、鲁迅和胡适：
刀尔登：他们都是大学者。由于个性的原因，我对鲁迅更亲近一些。胡适也是个有些百科全书派味道的学者。两个人的敏锐程度，智力，肯定鲁迅要高一些。胡适的性格似乎更好一点。
7、红学：
刀尔登：我对红学很鄙视，我对这种学问很看不起，非常看不起。实际类似这种东西还是挺多的。红学算是一个代表吧，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才会把红学弄到现在的这种怪样子。
8、常识：
刀尔登：整个社会缺少常识，常识的平均水平太低。现在常识成为一种稀罕的珍贵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制度需要不同的人民。
9、丑角：
刀尔登：悲剧给人机会以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10、秦朝：
刀尔登：不能说信息传输效率是秦朝速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只不过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信息在以后的朝代中传输都是慢的，最快也超不过马匹的速度。但是后来社会管理是皇帝和士人合作。士人是政治上的代理人，独立的或者半独立的完成工作。而秦朝没有，这个恐怕有点困难。
下面是完整稿（来源）：
李国盛：在《中国好人》里面，您更强调“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甚至“正常人”要强于“好人”。
刀尔登：如果“好人”这个词指的是某种道德上的典范，这样的人可能是很好，但是起的作用有问题。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道德环境造成的。说的不客气点，雷锋是好人，但学雷锋运动搞的多滑稽啊。
我记得小时候暑假学雷锋，还得写日记，开学以后还得交成果。于是，很多学生不得不伪造一些事情。这对社会的道德系统反倒是一种破坏。
李国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个爱好，就是号召人和自己的本性做斗争。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让大家公开承认了人的自利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政府还仍然树典型，找先进，继续号召大家和自己本性作斗争？
刀尔登：习惯吧，因为政府还是习惯管理人的精神生活。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是世俗政体，但是在政府自命的角色中，确实包括精神管理者。不过是非常低层次的精神管理，政府不关心灵魂问题，只是关心老百姓的政治态度，关心老百姓的日常事务，关心人的动机。这个传统虽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还是保留下来不少。
李国盛：政府到现在为止仍然这么做，是假设干部都是这样的“好人”，是整个系统合法性重要来源。
刀尔登：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仍然有政教合一的色彩，只不过是教化的教。
李国盛：您的《中国好人》以前想用“以天下为狗任”做书名，未遂，为什么对儒家这么反感？
刀尔登：也不是那么反感。影响中国最深的就是儒家，其他的，不是说比儒家多高明，只不过没有来得及做那些事情。儒家做了一些好事，当然也做了一些坏事，既然它在那个位置上，不说它说谁呀？
李国盛：心理学教授朱建军，他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子是比较不错的，您怎么看？
刀尔登：墨子失传了啊，当时是不错的。墨子里边有些东西，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弱点，就是对逻辑和物理世界的一种态度。逻辑和事实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吗？而儒家在这两种东西上是短板，最基本的形式逻辑也没有发展出来。对物理世界缺乏兴趣，导致国家最有智力的人，在两千年里不务正业。儒教的兴趣全部集中在人伦上。
李国盛：您好像说下一本打算写的书叫《不必读书目》，主要目的是什么？
刀尔登：不必读。实际上要是抬杠的话，哪有书是必读的呢？《不必读书目》是反面文章。既然做了，我想干脆就做的彻底一点，说话激烈一点，恶毒一点，说完就完了。不读中国书是五四时代的老调，当时鲁迅还不算是最激烈呢。他们并不是不喜欢传统，他们不喜欢当时的现实。，五四或新青年时代的先贤，关心国家、社会的前途，现实的一些大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抱负，顶多关心到人们的头脑。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脑子进水了也就罢了。现在好多年轻人，也照样缺乏基本的逻辑能力，而且对遵守逻辑缺乏兴趣。对事实也是如此。我想这可能就和某种传统继续发挥着影响有关吧。
有些书，其实也不是本身有问题，只是后来影响不太好，比如《周易》这本书，到了21世纪了，现在的年轻人并看不懂里面说的是什么，但是一提到这本书膝盖都要软，他会不认为知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他会相信两千年前对事情的认识超过现在，这个怎么理解呢？
李国盛：现在好多大学EMBA课程里边，有好多从易经，周易里面学企业管理。很多号称是中国当代精英的企业家趋之若鹜。那些故意把简单事情向复杂里面说，装神弄鬼谋取私利的所谓学者是可恶的。您刚才提到五四，您应该是坚定的五四传统捍卫者。有人把五四和文革联系在一起，您怎么看？
刀尔登：我们每个人都是五四运动的受益者。文革不是反传统，文革是种暴民运动。人们肯定会仇恨自己不理解的，高于自己阶层的东西。五四运动是精英运动，不是暴民运动。我说五四时候想到的不是游行，而是当时杂志上的辩论，或许还是改用新青年时代这个说法比较准确。
李国盛：有几个人有一些争议，比如鲁迅和胡适，您怎么看？
刀尔登：两人都挺好的，都是大学者。由于个性的原因，我对鲁迅更亲近一些。胡适也是个有些百科全书派味道的学者。两个人的敏锐程度，智力，肯定鲁迅要高一些。胡适的性格似乎更好一点。
李国盛：曾国藩呢？
刀尔登：曾国藩是一个不得了的人，是集大成者。过去那种政治智慧，处世本领，自律等等。他是在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完美的人物了，但也只是如此，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巨大的乡愿，非常有能力的人，非常成熟，他有些英国人那种处理事物的能力和分寸感。他没有太多趣味，不好玩，我关注也不多。
李国盛：您研究对象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好玩不好玩？
刀尔登：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学者嘛。
李国盛：您好像对一批红学专家很鄙视？
刀尔登：准确地说是对红学很鄙视，我对这种学问很看不起，非常看不起。实际类似这种东西还是挺多的。红学算是一个代表吧，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才会把红学弄到现在的这种怪样子。
李国盛：为什么这么一批人还有那么多人相信，现在还成为专家？
刀尔登：您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整个社会缺少常识，常识的平均水平太低。
李国盛：什么原因造成的？
刀尔登：教育，传统的影响等等，都有。从小学开始，课本中就严重缺乏常识。现在常识成为一种稀罕的珍贵的东西。当然了，不同的制度需要不同的人民。
李国盛：您书58页里有一句话：“悲剧给人机会以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您说的丑角是从能力上还是品格上来说的？
刀尔登：两种都包括吧。
李国盛：我觉得您这句话挺狠的。当然，每个人每时每刻做的各种决定都是经过抉择的，而且抉择的标准为利益最大化。当然我说的“利益”是包含着精神方面的需求。您是否认可？
刀尔登：我认可。
李国盛：精神上面的利益在个人总利益中是权重很大的。您现在通过什么方式让自己的综合利益最大？
刀尔登：我觉得躺着比站着舒服，我就多躺会儿，这就是利益实现。我今天在街上奔走，我就觉得枯燥，就觉得利益受损了。我大概主要做的是损失最小化。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一天懒洋洋的不干什么，我是怕麻烦，怕累，怕心烦。
李国盛：您对这个世界从心底里看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刀尔登：乐观。
李国盛：能不能讲一下理由？或者说没有理由？
刀尔登：没有悲观的理由。当然，我也不是乐观乐到没边的那种人。有时候看两篇历史，我们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确实很难乐观起来。但是人类存在了一百六到一百八十万年，相对于地球多少亿年的历史，这是多短的时刻啊。所以没有什么可太悲观的事情。
李国盛：但是地球资源是有限的。
刀尔登：人类会找到办法的。
李国盛：不过找办法的速度，相比于人类的需求，不是说物质需求，而是那种“我要有你没有的东西我才爽”的需求，这种互相竞争的加速度是新发现办法的速度比不上的。
刀尔登：找不着就冷一会儿，慢一会儿，饿一会儿吧。我八十年代那会儿看的科幻小都把未来想象在二零零几年，或者一九九几年。七八十年代的人认为，2000年已经很未来很未来了。我觉得人类未来几十年或者百年之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只要别天天搞文革的话。
李国盛：最近十几年来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会不会是人类大变革的触发点？
刀尔登：互联网是非常大的事。我文革中间下乡那时候，村子里其中只有两个人见过铁路，只有几个人去过县城，只有几十个人赶过某个大集。而且不光如此，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实际的交往范围，如果不是处于很高地位的话，也都是单位、邻居等等。人类过去的情况，就是统治者之间是有交往的，但是平民是分散的。这个事情就被互联网改变了，平民之间也可以广泛交往，在过去，这个成本是负担不起的，但是现在这个成本消失了。这个事情对于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因为这种交往规模前所未有。
李国盛：您的书里有一个观点，秦朝成于集权，败于集权，主要逻辑是秦国国土变大以后，信息传输不方便，最后导致崩盘。现在通信便捷之后，是不是就适合集权了？
刀尔登：不能说信息传输效率是秦朝速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只不过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信息在以后的朝代中传输都是慢的，最快也超不过马匹的速度。但是后来社会管理是皇帝和士人合作。士人是政治上的代理人，独立的或者半独立的完成工作。而秦朝没有，这个恐怕有点困难。
李国盛：当时假设秦朝的时候信息也这么便捷的话，但是权力没有制衡的话，也一样会最终崩溃。
刀尔登：是的，结果也一样。只不过信息传输迅速的话，军事行动更加迅速，还可以维持长一些时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