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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

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

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

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弘扬,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在陈寅恪所处时代,反传统的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他仍“始终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中国的传统到了现代虽已不得不变,但这种改变终不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的原有轨道。”(余英时语)联系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窃以为,体现在现行体制和经济思想上的“中国特色”相对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如何从“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中寻找力量。陈寅恪以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早就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在1950年代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便不屑地称之为“一犬吠声,十犬吠影”。当他偶然从助手的诵读中发现弹词《再生缘》时,深为所动,大加褒扬:“(此书)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论再生缘》)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再次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而今,面对道德水准的低下,文化精神的苍白,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利益对良知的挑战,我们惊异地发现,陈寅恪80年前鼓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了陌生的字眼,他在惊涛骇浪中绝不扭曲的人格更显得难能可贵。想到清华百年即至,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位国学的导师和学界的精神领袖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空中楼阁,始终少不了普世价值的弘扬,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痛哉陈言!

从文化立场而论,“五四”时期的陈寅恪应属于中间派,后期则趋于保守,这应与他不问政治的秉性和学术研究对象有关。于文化,这或许是幸事;然而,身处轰轰烈烈的时代,不与时俱进则必然“落伍”。陈师晚岁,便亲身感受了王国维当年的痛苦,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悲哉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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