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写作是成功的基础，本来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但依我个人的经验，学校教育对阅读和写作的帮助还真是没有多少，没事儿写写博客，倒是兴许会对读写有所帮助。
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者，在中文系大量逃课，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对自己没有太多用途。只是出来读书教学多年，比照美国的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美国人的母语，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教学），渐渐看清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如今出国留学很热。去美国读本科要考的SAT，读研究生要考的GRE、读商学院要考的GMAT、读法学院要考的LSAT。这些考试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语文测试。它们和针对外国人的托福考试一样，其实就是美国的大学语文考试。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考试（特别是托福）就明白，人家并不借机宣扬美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考试的设计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做到“文化中立”，即避免使用某个文化、宗教或社会中特殊的概念，免得在别的文化中生长的学生不懂，考起来有了劣势，影响了公正性。考试的宗旨，是检测学生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写作部分也尽量避免特殊的文化主题，而是集中于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反对吸烟等，考的是你的思维，是你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
人家这么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对读和写的能力要求很高。这方面不行就很难有良好的学术表现。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耶鲁先读东亚研究硕士，再接着读历史博士，并不是文学或语言的专业。但在读写训练上，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比较一下在北大中文系读文学本科的经验，实在有天上地下之感。
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阅读量实在很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了两年，主要教材就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总共不足 1000页。除此而外，还需要读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参考资料”或作品选，全是注释好的，总字数比游国恩那套教材略多一些。两者相加起来，两年读 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时，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一本书。运气好时两百多页，运气坏时四五百页。有的教授的课一本书还不算完，要外加一篇二三十页的论文。这样，一个学期就至少要读三四千页。当然这是研究生的量。本科生阅读量少一些。我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还担任过他们的助教，领导他们讨论，检查其消化阅读的情况。一般而言，本科生一周的阅读也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我的习惯，这样的经典怎么也要一个月来好好消化。可是，这本书就是一周的阅读作业。那群本科的孩子读完了就批，闹得教室里硝烟弥漫，让我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英语不好，属于阅读跟不上的，阅读特别重的课一般不敢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指定阅读——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适当取舍，选择最重要的信息。事后想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9级的同学大多数人进校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是想以写作为生。可是，新学期一开始，系里的一位负责教授就发表讲话，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的目标培养的是学者。同时，他还强调要“厚积薄发”，先把学术的基础打牢靠，不要忙着写。
强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并没有错。想想现在的学术垃圾这么多，大家都“厚积薄发”有多好！可是，从“厚积薄发”引申到不动笔就错了。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应该说，这两位留写作作业的都是系里很优秀的教授。其他教授则根本没有要求学生写的意识。现在北大中文系也许不同了，但估计写作还是很轻的。
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一样：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英语差，看书都顾不过来，应付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语越差，课堂上就越缺乏表现，全靠写作来证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学期读书报告都要找个文字好的美国博士生帮助我修改。有时是反复地修改。例如把长的复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简单句，尽量用主动式、避免被动式，把主题句放在前面等看似简单的技巧，全是这么学出来的。记得头两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别人回家过圣诞节，我在学校夜以继日地苦战。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请延期交论文（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况下都准许延期）。于是，寒假这一个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写作月，把所有学期论文在来年一月第二学期开始以前写完。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奋斗到最后一刻，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前一天熬夜写完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不完，下学期的课就压上来，就再也写不完了。当时真感到再多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可见普通文科的写作量之大。当然，后来认识了史景迁教授，并成为他的学生。这艰苦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每到圣诞节、感恩节，都开车把我们一家接到家里。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师）和继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厨师。我们在他家里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后由他（有时和安平一起）深夜开车把我们送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例外过。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应该说，我在研究院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作。帮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博士生。找他们改完，再送给导师。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导师史景迁大概是西方汉学界英文最好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也多亏他反复批改。博士论文完成后把他批改过的草稿堆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让我比较得意的是，我来美国读书时还一个句子都写不通，但几年后就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头条发表了文章。做学术的给报纸发表文章属于不务正业，按说不足挂齿。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点，能在英文世界最权威的一家报纸亮相，至少也说明多年的奋斗并非毫无结果吧。
再看看国内有关大学语文的讨论，实在不得要领。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学对所有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后来又加以澄清，说这个要求其实是“建议”。不过，这一动作，还是引起舆论的一阵喧闹。我看看喧闹中的种种议论，觉得大学语文还是照样无可救药。因为大学语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学语文的意义。可惜大多数在大学从事文科教育的人，对大学语文还是一知半解。
我一向主张大学加强语文训练。不过，这种训练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如果学生们对大学语文的实用性不信服，学校强迫他们必修，他们对语文就会更反感，最终妨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强大学语文的理由，是学生从小学英文比学中文花的时间还多。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我们必须问：重英文轻中文是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认真一想就明白。中国的学校，除了英语课外，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读历史，读科学，也是一种大学语文的训练。显然，中文课远比英文课多。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主要不是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无法通过改变课程设置来解决。第二，重英文轻中文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国的英文教育怎么失败，英文课还是比中文课实用。懂英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各种甜头。大家看得见，自然会效仿。我从上大学以来就拒绝跟潮流学英文，但十年后还是最终不得不心无他顾地读英文，并且受益匪浅。事实上，中国人的英文训练，如同大学语文一样需要加强，学习英文也有助于中文的提高，毕竟天下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我在这里讨论大学语文的教育，就频频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证来支持。把两者对立，不利于振兴语文教学。
所以我们不妨还是看看美国英文教学的经验。这对我们的中文教学肯定有参照意义。
几年前，我在所执教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参加了一个教学会议，主题就是大学语文。开这个会，是因为美国也面临着大学语文的危机。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调查显示：1992年美国大学生达到高级阅读水平的比例为40%。所谓高级阅读水平，就是具有阅读复杂的长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1%。不用说，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大学挑的是最出色的学生，大致不至于阅读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们这种小学校，录取的是一般的学生。语文能力降低，在我们的学生中自然表现得相当充分。
阅读差，自然影响到了写作。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可以随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刚进普林斯顿读本科时，根本不会写。为了掌握这一关键技能，她不仅平时“驻扎”在图书馆中，而且用一个暑假恶补语法和文学。特别是大一时在历史系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课上得到了老师非常个人化的帮助，理解了从批判性地阅读史料到分析性地写作这一全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手。毕业后她考取耶鲁法学院，号称是“一路写过”法学院，成为优异的毕业生。日后她当法官，所写的判词成为人们评价她的主要依据。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这一点，上一节讨论法学院的教育准备时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华尔街也并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岁的高龄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亲身经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后一位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华尔街的重要领袖人物。关于他的传奇，除了八十多岁开始跑马拉松外，就是当老板时给每个雇员一本《风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几十页的小书，在美国被称为写作《圣经》。可见他要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写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录用，也很难获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国大企业的雇员的日常工作要通过写作来进行。80%以上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公司，在雇用员工时要考察写作。40%的公司要特别培训写作技能不足的员工。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年估计达31亿美元。
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怎么抢回这个市场？我们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各系的教授都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写作绝对不是一个系的问题，不能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而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每个系、每个专业都必须重视。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这种对写作无微不至的关注，在北大是绝没有的。我上了四年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个教授要求我改进写作。如果你上光华管理学院，写作可能就更不在教学的视野之中了。大家不妨到北大各系调查一下，有几个系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写作要求？大多数系的学生，读四年书恐怕从来没有从老师嘴里听到过“写作”二字。但是，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那么，写作应该怎么教呢？在萨福克大学，我作为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教授，指导美国学生写作的能力有限。不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每个教授都负有大学语文教学的使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会现炒现卖。我的方法，和国内大学的写作教学非常不同。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
我讲写作并不强调文法。虽然学生的文法错误有时一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文法也并不放心，不觉得自己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最好的人选。但是，即使我这样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写作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还是很多。
首先，我把写作放在人际沟通的大背景中来讨论，让学生们理解写作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适当的心理调整，导致了极大的挫折感。以下是我在课上经常对学生讲的话：
“你在动笔之前，要先摆脱高中生的心态。心态不正，下笔就失败。此话怎么说？在高中时期，你是世界的中心。家长老师都围着你转。比如，你一回家，妈妈就追着你屁股后面问长问短，恨不得你告诉她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她要偷看你的日记。这种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写作的心态。无论老师让你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跑到计算机上飞速地打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读者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怪你。因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读者。你在日记上无论写什么，你妈妈一有机会就会偷看。你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预设：我写出来的东西，反正别人是要看的。甚至你觉得别人有义务看你的东西。
“在大学，你要完成从高中生到一个负责的成人的心理转型：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那么关注你。整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相反，你要围着世界转，把别人当做中心。举个例子，有些同学不论是写求职信也好，写申请学校或奖学金的信也好，总喜欢漫无边际地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起，而且一写就很长。这是典型的高中生心理，觉得妈妈巴不得看你写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越多她越高兴。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谁在读你的求职信？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举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你申请的那个职位，也许有几十人同时在竞争。读你的求职信的人，也许已经忙得疲惫不堪，甚至刚和同事或客户有过冲突，或者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他可能是在心情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拿起你的信来读。如果你的信的头两句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讲了些和他不相关的话，他很可能会随手就把信扔到纸篓里。即使他心情很好，碰到这么多求职信，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每封只能略微瞟上几眼，挑出几个最能吸引他的认真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还是可能被读了两三行就扔掉。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所以，当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当你必须把别人当成中心的时候，你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必须反复思考：我这封信写给谁看？对方作为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抽出时间看我的信？所以，你的第一个句子，不仅要表达出你全信的主题，而且必须要给出读者阅读这封信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你的第一句话必须建立起你和素不相识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关的、不能被忽视。以后的每一个句子，都要不断地深化这种联系。等他们读完信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会考虑雇用你的问题。要记住，对别人而言，你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你，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没有人会像你母亲那样平白无故地注意你。你必须自己奋斗，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存在对他们的意义。为此，你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竞争来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这种新的关系以后，你们就必须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看看你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不说，甚至有人该大写的字母不大写，好像还是写短信一样随便。如果你给熟悉的朋友发短信，大家一向如此，这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大学训练的是你如何和一个陌生的世界建立关系。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注意力，就必须非常正式。这至少表达了你对对方的尊重。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所以，如果你申请到耶鲁读书，虽然知道读信的人就是耶鲁的教授，你也不能写‘我希望到耶鲁读书’，而要恭恭敬敬地写上‘耶鲁大学’的全称，就像接受面试必须穿西装系领带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家如果要求你写两页的申请信，就一定要写两页。如果写不到两页，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连两页纸都填不满，没有什么‘货色’。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许多人超过了两页，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告诉人家。这是万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人家告诉你两页，说明人家只愿意为了你花阅读两页纸的时间。如果你一下子写了三四页，这就好像你在那里单方面地要求：我比别人都重要，请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对陌生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后，我建议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的“新鲜人”还是四年级的毕业生，都回去写求职信：
“不要觉得你才上一二年级，离找工作还远，不必写求职信。你必须现在就开始写！第一，写求职信给你一种生活的目标感和紧迫感。第二，求职信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写完美。想想看，你至少已经18岁了。亚历山大20岁就成了马其顿的国王，接下来十几年内一直打到印度，几乎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你们18岁总应该想想自己要为世界做什么吧？最好的办法，是锁定一个你最想干的工作，然后开始写申请信。当你一下笔时，你必须想怎么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否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价值、给你机会。我年纪比你们的父母恐怕都大，读完大学工作了十多年，又在耶鲁读了九年研究院。可是，我写第一封求职信时，为那两页纸花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经验、学了那么多，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以展示，觉得两页纸小得装不下自己。这样，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终于使自己谦卑起来，把一切浓缩到了两页纸以内。这时，你就感到这两页之重，有了个近乎完美的求职信。但工作两年后偶尔再看这封信，才觉得写得很糟糕。当我想怎么改写时，突然觉得那两页纸实际上很长。我过去感觉我的经验和训练很多，现在则觉得自己很空，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难于把这两页纸填满。这时我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然后又有了明确的目标，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有分量的东西写在这封求职信上。你们如果才上大学一二年级，也许首先感到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填满这两页纸，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推销给这个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种感受，会给你目标，会让你知道怎么努力才能坦然地在求职信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你转，你必须围着世界转。写这样的信，就是让你通过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己。”
以上谈的是我写作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些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学，老师也没有教；估计现在的北大也不太会教。但是，大学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是你通过在和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时期。写作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工具，也是你日后对付这个世界的基本技能。这些跟唐宋八大家未必有关系，跟《红楼梦》未必有关系。你懂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你要懂得人生。写作就是你独特的人生叙述。我劝中文系的教授，不要自以为是个大文豪，不屑于帮助学生修改这种求职信。我相信大部分中文系教授甚至没有能力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对我来讲，给自己写求职信和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一样具有挑战性。前面已经讲过，导师史景迁教授作为当代西方的一大文豪，对我的写作帮助甚多。但令我受教最深的，还是他对我求职信中一个字的修改。记得当时我写到“我有‘独特’（unique）的经验和训练胜任贵校的职位”，等等。他则说不要用“独特”一字，这样显得太“pushy”，也就是说太过分甚至强迫性地要求人家承认自己的某种品质。事后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世界上谁不是很“独特”？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独特”的那些素质别人一定就没有？推销自己没有错，但不能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天下的人多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你一无所知。说自己“独特”并不是仅仅颂扬自己，而且是排除了别人身上的相关品质。谁有资格这么做呢？这让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我也认为删掉“独特”二字是史景迁先生改正了我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可惜在中国，很多人总是从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语文问题。这等于把大学语文课变成了文学课或者文化传统课，根本没有美国大学在回应大学语文问题时那种实际的针对性。我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在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时讲什么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的重要，许多大学语文也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这些经典，却从来不去讨论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当你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一段文字时，他们就必须在阅读量上打折扣，所吸收的信息就不够丰富。当你听任学生只读不写时，学生就会变得“学而不思”。毕竟学生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是信息爆炸的挑战，并且是未来的制造者。那些大学语文的鼓吹者，则往往是中文系出身的人士，知识面非常狭窄，很难体会到学生们的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加强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学生觉得从大学语文中学得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几年前和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招生问题进行辩论时就指出，法学院的硕士生录取考试，可以完全不看专业，就考大学语文和英文（另外可以加一门数学或逻辑）。考的方法，也要借鉴美国的托福或GRE、LSAT的方式，重点考阅读理解，看哪个学生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你招来的研究生也好，雇员也好，如果专业上很强，但读得慢、写得差，以后自己的专业上知识被更新了，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又太慢，就很容易被一个阅读迅速准确的人给超过。你也无法有效地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在美国几乎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考你语文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也好，招聘也好，录用者都过多注重专业，忽视了语文这种基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大学教授自己就在大学语文上不过关，也不对学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这已经在伤害学生了。几年前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导师的理由之一，是她英文太差，提交上来的东西导师要一行一行地改。虽然后来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把她保下来，但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大学只要教给这位留学生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她也不至于写研究报告不找人润色就交上去，然后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个字一个字给自己改英文，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见许多学生在国内不在乎大学语文，到了美国也不把人家的“大学语文”当回事，最后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我希望下一代的学生不要重复这样的经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