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战胜经济贫困，就要战胜文化贫困

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穷，按照本文的说法，人穷是一种“经济贫困”，而“志穷”则是文化贫困，要战胜经济贫困，就要战胜文化贫困。

（穷人和富人差异的原因，更多的是文化思想上的不同）
自建国起，美国就是一个排斥等级的社会。杰佛逊嘲笑欧洲的王公贵族，说那里的一个国王，到美国连当个小镇的镇长的资格和素质也没有。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周游美国，更是惊叹美国人从政治文化到社会经济上的平等。看看今天的美国，挣几十万的和挣两三万的，都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这等于说，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自认为属于一个阶级。实在是没有比这个更和谐的社会了。

但是仔细一观察就会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假象。美国的贫富分化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一系列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即穷人的孩子变成富人，或者富人的孩子沦落为穷人的机会，要比欧洲小。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地位不仅相差许多，而且这种差别越来越呈世代固定的趋势。所以，民主党的政治家几年前才打出 “两个美国”的口号来竞选。一些分析家也担心美国这样下去将形成贵族社会，成了旧欧洲。

这种经济差别自然带来文化差别，在基层社会随处可见。比如大家都说的是英语，但表达的方式就有着明显的阶层差别。不久前有人在报纸上举过这样的例子。同是讲一个人死了，上流社会就直截了当地说“死了”，中产阶级则说“过世了”，劳动阶层则说“去见基督了”。要谈吃饭，穷人总问“你吃饱没有？”中产阶级则问“你喜欢吗？”富人则问“你觉得这菜漂亮吗？”大家的生活习惯也很不一样。比如富人很少用沙锅焙盘（casseroles）吃饭，穷人喜欢把他们的照片高高挂在墙上，中产阶级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也能装得兴致盎然。

形成这样的差别并不奇怪。不仅是富人和穷人，即使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生活的空间也不一样，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举个例子，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县里，两百多平方米的一栋独户房，在Weston镇最高能卖到将近九十万美元，最低也差不多要六十万。但是，开车北上不出半个小时，到了劳动阶层聚居的Lowell，十几万就买下来了。这完全是两个世界。Weston平均房价过百万，平均家庭收入在二十多万。Lowell平均房价仅十多万，平均家庭收入才五万多。穷人住不起Weston。富人根本不可能“光临”Lowell。两个镇的学校，主要由房地产税资助。Weston平均一家缴上万元的税，Lowell才两千多。虽然都是公立学校，财政实力不同，教育质量也不同。在这两个世界长大的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等，当然也有许多不同。

如何对待这种贫富从经济到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美国大致有两派主张。进步派或者说自由派的观点是，这种分化的根本在于游戏规则不公平，穷人实在没有机会。比如，住在Lowell的孩子，根本享受不到Weston的教育，怎么可能竞争？所以，首要之务还是制度改革，把游戏规则制定得更公平一些。保守派则认为，穷人的某些文化行为和习惯，使他们很难脱贫。换句话说，对于贫困，穷人自己也有责任。要脱贫，就要改变他们固守的许多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有一系列研究证明：穷人的家长对孩子更经常用体罚，穷学生常常在和自己有牢固的个人纽带的老师的课上才肯用功，穷人的家庭一般而言都非常混乱、吵闹。穷人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语言沟通甚少。等等，等等。

这两派如果仅是进行学术研究，大家还能客客气气、求同存异。但是，如果某人超出这些，依据自己的理论来行动，对方的火气就上来了。

Ruby Payne就是这么一位敢捅马蜂窝的人。其实，她的行动也基本不出写作和演讲。 不过，她这位社会政策的博士，并不写学术论文和著作，而是写励志式的畅销书。因为畅销，众多的读者就会依照她的教导行事，形成社会运动。这样，她的观点就被政治化了，乃至被对手称为“学术界希特勒”。

Ruby Payne的核心观点，就是穷人的贫困和其文化行为有关。她的著述，则致力于帮助穷人改变这样的文化行为。她把穷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世代贫困，另一类则是境遇贫困。前者的贫困主要是其文化行为决定的，永远会持续下去；后者的贫困则是生活境遇造成的，一般都属于暂时的。

她这个结论，是从其个人的经历中得出来的。三十多年前，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Frank。她自己是在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但Frank则是贫民窟的孩子。她每到Frank家，就感到了自己和左邻右舍的巨大隔阂。于是，为了理解这个新环境，她就开始研究Frank从小生活的社区。结果发现，Frank家的贫困是境遇贫困。他六岁丧父，家庭从中产阶级掉到了贫民窟中。但是，他那中产阶级家庭的文化行为，使他很快脱离了贫困。

后来，Frank在芝加哥作股票和远期证券交易，她不得不根他的同事的夫人们应酬。这些人大多是富太太，为人作事和她这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又大为不同。她渐渐觉得，自己和这些人格格不入，和穷人似乎更好处些。由于这些曲折，她切身地理解了不同的阶层的行为和观念有多么不同、以及由于这些不同可能产生的种种误会。

带着这样的知识，她开始了自己独特的事业。她希望通过给穷孩子灌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培养他们成功型的文化行为，以此对贫困宣战。她在1995年出版了《理解贫困的框架》，一下子印了一百多万。于是，她辞掉工作，成为专职的作家和讲演家，最后干脆办起自己的公司，雇用了五十多位中产文化行为的“教练”，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了几百万。

贫困学生在学校功课落后、进而导致进一步贫困，是美国教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2002年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后，公立学校中贫困生就更成了重点的被关注对象，社会投入大量资金。但是，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穷孩子没有条件时不学，有条件时也不学。比如，一个大款十几年前跑到波士顿郊区一所穷人的中学中宣布：你们谁上大学，我把费用全包下来。在场的家长，眼里含满泪水，觉得自己的孩子终于有希望了。可是，虽然奖学金非常优厚，也有许多愿意录取这些孩子的学校，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拿这笔钱读书。结果，许多孩子还是高中没有毕业就成了未婚妈妈，或者进了监狱。找到稳定工作的很少。

Ruby Payne指出，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先要对付学校中的文化隔阂。比如，穷学生面对中产阶级的老师，彼此之间有许多他们本身无法意识到的文化误会。这样的隔阂，使教学无法有效进行。另外，我们的吃饭习惯、说话方式、家庭关系，都被特定阶层的文化所决定。一个阶层的价值和习惯，塑造着你的自我认同。学业的改善，不仅仅意味着分数的提高，更可能意味着你脱离了自己原来的阶层，牺牲掉在原来的阶层中所建立的种种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你和原来的朋友不再是朋友了，他们觉得你背叛了他们；你回家看父母，眼光也不一样了。总之，你的自我必须从新塑造，并镶嵌到新阶层的社会和文化脉落之中。这一新阶层对你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你初来乍到，缺乏安全感和信心，在感情上的消耗非常巨大。

Ruby Payne的对应有两方面。第一，她分析“阶层的潜在规矩”，帮助监督非技术性劳工的中产阶层和教育穷学生的教师理解自己所管理和教育的人的文化行为，最大限度地减低阶层间的文化误解。第二，她试图帮助穷学生在文化上完成向中产阶层的转型。她强调，她无意改变穷学生在校外的行为。但是，在课堂上，她必须告诉学生和白领打交道的基本规矩，比如用正式的语言讲话、克制自己避免身体暴力、守时等等。这样，他们才可能从事中产阶级的工作。

虽然Ruby Payne说她工作的全部目标不过是帮助穷人，但她却受到左翼和自由派学者的激烈攻击。有人称她是在诋毁穷人、加深对穷人的成见、有种族主义倾向等等。她的“学术界的希特勒”绰号也是这么得来的。在他们看来，穷人似乎完全是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不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

然而，也正是这些自由派帮助许多美国穷人创造的强烈的受害者情结。陷入这种情结不能自拔的穷人，总是不思进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救助、把贫困当作降低对自己要求的理由。比如我在大学教书，总碰到这样的情况：开课已经三个星期，有人居然一页书还没有读。一问原因，那学生说：“我没有钱。”有一次，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当场把我的教学用书交给那位学生：“你可以用我的书！不过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再对我喊穷。告诉你们：我象你们这么大时，一个月就靠六、七美元过日子。那还不够你们的一顿饭钱。但是我读完了中国最好的大学，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穷不是个问题。穷应该给你带来许多奋斗的动力。我小时候没有书，自己手抄过一本书。找我哭穷算是找错人了！”我的道理很简单：我教书的这所学校是私立的，一年学费就两万多美元。真穷得读不起书，不可能坐在我的课上。况且，图书馆从来都为我的课订购一本馆存书，学生可以随时去借，不能带出图书馆。而图书馆修得象个宫殿。真正的穷人来这里读书，有相当的奖学金和生活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哭穷不读书，那真是穷得活该了。

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是两个相关却不同的概念。最后要战胜经济贫困，就要战胜文化贫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