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后来，周发现这把琴不但可以换精神食粮，还能为他换来面包与酒。它不再可有可无，不再是六根弦和几块木板的组合。吉他成了他的一个自足而独立的支点。
毕业之后，周云蓬在一个民办色拉油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辞了工作，南下北京。他在圆明园画家村每月花八十块钱租一个房子，开始了卖唱为生的日子。日子过得窘迫，困扰了他许多年。但那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
刚来北京只会唱十几首歌的老周，在现实面前意识到了“专业水平”的重要性。他的重心开始从读书向学琴转移，一年后，他能够一口气唱八十多首了。那首收录在第一张专辑中的《荡荡悠悠》，记录了这种初来北京既新鲜又局促的感觉。
1995年，当崔健已经发行《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行《赤裸裸》，“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成功演出时，周云蓬却还在路边与酒吧唱着唐朝和邓丽君。那时他一边琢磨如何多赚些钱，一边琢磨是否该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他带着吉他和攒的2000多块钱上了路。先到青岛，再坐船去上海，靠酒吧唱歌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后来到杭州，钱花光了，才回到北京。
旅行成为他更加具体接触世界的方式。从那首自传性的《盲人影院》中可以得知，这一次旅行之后，他几乎年年都到外面转上一圈。卖唱，赚钱，上路，这是那几年生活的基本架构。歌里唱，“他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还有昆明／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圣城”。
他尤其对西藏记忆深刻。2000年，周云蓬第一次来到西藏，在拉萨找了个酒吧，一呆就是半年多。那次他还与一个朋友结伴，准备沿滇藏公路从拉萨走到昆明。这趟转折颇多的旅途未能完成。在走了两百多公里到达泽当的时候，为了省钱，他们就地打铺，睡在路边，一觉醒来，发现吉他已经跟着小偷不辞而别了。
赚钱的家伙没了，计划宣告破产，只能重回拉萨的酒吧。说到这里，周云蓬笑笑：“我觉得旅行是最好的教育，在旅行中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生活不好不坏”，“其实我一直在摆脱。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来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这种感觉可能一两年内摆脱不了，2004年之后才渐渐肃清了这种流毒”。
若有机会，他很想把第一张专辑中的那些作品重新编排一遍。那是他从1995年到2003年创作的音乐，他认为那专辑的问题在于“整体色调有些黯淡”。这张专辑中收录的最早的一首歌，就是上文提到的那首《荡荡悠悠》。对比第二张专辑最晚创作的《中国孩子》，周云蓬在创作维度与关注视野上有着明显的跨越与拓展。
在这当中，2000年创作的《我听见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可以作为周突破固有套路、个人风格雏形初成的标志。这首以巫昂的同名诗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歌曲，是周云蓬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他后来创作中的很多元素，如内敛淡然的情绪，质朴悠远的旋律，以及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在这首歌中都可以找到。
2000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促进了这个心态转变的过程。那时的日子依然艰苦，他还有了个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偏偏赶上电视台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节目组的人找到他们俩，想给他们的生活拍上一集。女朋友不答应，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别扭，但在对方的极力相劝之下，他们最后还是答应了。等到播出时，周云蓬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爱在冬季——一个女大学生和一个盲人的故事”，他完全没法把这个可怕的标题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女朋友也恨不得把他吃了。那件事之后，他们之间感觉非常不好，不久就分手了。
周相信人的改变是要靠一些具体的事情。周希望成为一个好的现场歌手，对他来说，台下听众的笑声就是最好的肯定。他喜欢那里的变化多端，高深莫测。他也喜欢在舞台上突发奇想，因地制宜地改变旋律和歌词。他更多地练琴，练现场表演，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场是那种有优点也有缺点、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和“苦大仇深”时的自我堆砌不同，这时的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语言降到朴素的最低点”。
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尝试创作《买房子》这一类作品。“我发现在过去拘泥自我的状态下，根本没法达成和别人真正的相互沟通。你要对别人关注才能沟通嘛”。舞台上的自我意识开始重新建立，他的现场表现也得到可观的进步。如今，听老周的音乐，最好的场所肯定是他的演出现场。
他有了越来越多的演出机会，经济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窘迫了。某种程度上，自我重担的卸下，才意味着有所担当的可能。“人要放松，才有精力关心别人。你要是只紧张地关心自己那点儿事，就无暇关心自身之外的东西”。而过往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个时候也终于得以表达。
我们还是谈到了《中国孩子》这首歌。其实他早就想为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写一首歌，但一直也写不出来。“一方面是音乐语言不行，另一方面心态也不好，到后期心态放松了，才写出来了”，“写关于现实的歌尤其需要平常心，不能老想着用大道理教化别人”。他以前经常在酒吧里弹奏这首歌的旋律部分，尤其是间奏，但又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创作直接的动因是后来读到任不寐的《祭李思怡文》，那篇文章对周云蓬产生的触动极大，使他有了想给孩子们写一首歌的冲动。
他写得非常顺畅，几乎是一气呵成。惟一有点迟疑是那句“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他原本写的是“大难临头让领导先走”，后来总觉得还不太准确，思来想去，终于找到“死到临头”这个更契合的词。除此之外，在第一句“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一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整首歌已经全有了。对他来说，这首歌的情感，多少年一直沤着，只是终于找到成熟的契机将其表达出来。
2006年12月31日，无名高地酒吧的庆祝元旦演出，周云蓬第一次试唱这首歌，受到了听众的欢迎。后来的巨大反响是他最初没有料想到的，他原以为还会像第一张专辑一样，只停留在一个较小范围的听众圈。
十几天的时间，小河就完成了制作，周云蓬的女朋友于小雅为专辑设计了封面，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五一黄金周”，3000张《中国孩子》CD出炉。周云蓬在文字页中写道：“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