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问：如果说你们现在做的音乐有某种力量的话，你觉得会在哪里？

　　周云蓬：技术上也没什么革命性的发展了，可能还是歌里写的东西吧。就是能把什么写到歌里的问题。比如小河的那首《老刘》（注：这是一首以《北京晚报》的一条社会新闻报道为歌词的歌曲）。但我很警惕自己，不能说别人很喜欢《买房子》、《黄金周》这样的作品，就受别人暗示，以后老写这样的东西，比如《买汽车》什么的。我特别警惕自己，不要特顺畅地写歌，要突破。不突破就别写了。

　　那天我就觉得被误导了，我们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我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我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我前阵子到上海演出，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问：刚才你说这一代还有人在用“使命感”这个词，有些蹊跷。

　　周云蓬：对，我觉得这一代，80后，90后，应该更自我。前阵子张铁志写《摇滚能改变世界么》，找到我。他老觉得我是个特别愤青的人，相信摇滚能改变世界。结果我跟他说我更提倡花花草草的那种音乐，苏打绿（听歌）、卡奇社（听歌）（注：台湾的清新民谣乐队）什么的，我觉得那种音乐可能对社会更好。愤怒的音乐有一点就可以了，它容易培养过激的性格。而那种小可爱的音乐，它是从个人出发。中国缺的就是这样个人的意识。张铁志很意外，他说你怎么会喜欢那种音乐？可我觉得要大家都听些那些音乐，有些东西反而就好起来了。也不能老是《中国孩子》这种音乐。比例千万不能失调。

　　问：这么多年现场演下来，你觉得你的听众是否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周云蓬：我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听众群体发生了变化。过去都是25岁到30岁的人听我的歌，现在有很多高中生，90后的也爱听。审美能力的培养，相比绘画和诗歌，音乐的力量可能更大。音乐可以提高人的审美。一个很懂得审美的人，他很自然地就会去做许多事情。可你看现在的中小学生，艺术课多么少啊，我们的教育就是要造就不感性的人，似乎越理性越好。所以他看什么都没有感觉。他觉得审美是你们艺术家的事，我们不管。那就很麻烦了。美都感觉不到，你还有什么乐趣呢？

　　不过没有人可以狂妄到引导孩子怎样审美。就是说，这不是提供中华鳖精，而是要提供基本的粮食。提供最基本的知识材料。它的前提是相信人会有自己的创造能力。

　　问：现在集中关注社会现象的，大多是理性的声音，很少有像音乐这种感性的声音。

　　周云蓬：我觉得感性的东西可能更深入血液。所有打动我的东西都是感性的具体事情。但艺术家也不能把这当成你的责任，觉得要去唤醒社会意识。别老替别人操心。我现在演出，尽量把情绪调和成两种，一方面有一些很内心的歌，一方面也有关注社会的歌。整场气氛就比较好，比较饱满。我还在豆瓣网的“周云蓬小组”发发帖子，网络也是一种交流，像自留地一样，可以不停地经营它。

　　问：你会特别喜欢什么声音吗？

　　周云蓬：我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

　　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如果声音太大了，我会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所以我去特别吵的酒吧，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就像眼睛被蒙住了那样。（via）

附周云蓬“诗歌”，是诗亦歌

买房子

　　买了一所房子，花了三十多万，
　　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的贷款。
　　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人吃饭了，
　　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
　　从今以后，我得努力地还钱，
　　我要还清贷款。
　　不管春夏秋冬，我要去上班，
　　不管天塌地陷，还是要上班。
　　不管洪水涛天，我要去上班，
　　不管海枯石烂，还是要上班。
　　我要拼命地还，我要拼命地还，
　　我要拼命地还，我要拼命地还，
　　等到有一天，
　　所有的钱都还完了，
　　头发也就白了，
　　嘴里没有牙了

我的名字

　　大鹏
　　克服了九万里天风
　　野马也
　　尘埃也
　　三千世界的呼吸
　　我宁愿叫云蓬
　　毫无方向的宿命者
　　一只麻雀惊起
　　滴水穿石
　　些许怀疑
　　都是命运
　　羊跑了
　　大路有岔路
　　岔路有小径
　　还有草原一样众多的我
　　我就吃自己喝自己
　　和自己结婚
　　撞倒了自己
　　又将他扶起
　　把他当作路人
　　但终于会厌恶
　　捶胸顿足
　　呕出无量数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