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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吴敬琏: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

虽然吴敬琏老师未必是市场经济最早的提出者,但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还是风雨如晦的时候,他都坚持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是坚持得最有力、最执著、最坚强的一位。他的中国梦就是他的市场梦,法治梦,转型梦。

吴敬琏语录:

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

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乡镇企业改制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

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吴敬琏访谈:

没有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走不远

南方周末:新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从GDP来看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即便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上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

吴敬琏: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各种矛盾被暴露、被释放,而且有时变得激化的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就是说: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当这个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拉得很大时,就蕴藏着一个矛盾激化的危险。我想,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世纪之交,我们的经济总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20年改革所积累起 来的能量的总释放。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南方周末:有一般的规律起作用,但是不是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在起作用?换句话说,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向上生长的过程,简单而明快。比较而言,2000年以后是不是更复杂一些?

吴敬琏:这样说大体上是对的。但1990年代固然向上,也不无遗憾。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 19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南方周末:如果顺着您刚才的逻辑展开,过于强势的政府加市场经济,本来只应该是一种过渡状态。

吴敬琏:对,只能过渡,而不能一直强化,以致成为常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1988年经济学界讨论过权贵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权力寻租。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

南方周末:有的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成了市场主体,资源配置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吴敬琏:应该说是这样的,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相当大程度是这样。

南方周末: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的这种形态还叫市场经济吗?

吴敬琏:这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您抨击过“重商主义”。是不是当下的情况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更接近?

吴敬琏:是这样,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 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南方周末: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

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南方周末: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

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 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 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财团,而且跟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 怎么样?郑周永就回应道,好,我来修。朴正熙政府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高速公路修起来了。

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你看韩国八大财团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三星”、LG。“现代”那简直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南方周末:这正是我们今天如此焦灼的一个重要原因。太难了!

吴敬琏:但是这个关总要过啊。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 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 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 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 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这谈的是农村改革。就国企改革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世纪之交的“放小”。放小问题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可是只有少数地方响应, 比如说山东的诸城、广东的顺德。直到1997年“十五大”决定调整所有制结构,放小就变成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就在世纪之交这几年全部放开了。乡镇企业 改制了,一般第一步是改成股份合作制,然后股份流动,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 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广大的中小企业的解放,使整个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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