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扭曲成一个故事
南方周末：到现在你最多被问到的应该是《太阳照常升起》吧？
姜文：“太阳”在弄剧本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其实当一个影片在发行之后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已经在你做剧本的时候就发生过了。我当时弄剧本时很多人提，这个能懂么，那个怎么回事，我说这样的一个片子如果大家都在那儿说我懂了我懂了，这才叫奇怪呢。
如果我想把它弄成看得懂的很容易，那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强迫把生活扭曲成一个故事给大家看，叫做电影。但是生活对大部分人，扪心自问，是不能用懂和不懂来说的，大部分时候是不懂的。但是可能里边也存在一个问题，生活是可以不懂的，电影是不能不懂的。
南方周末：你能给出解答么？
姜文：我没打算要解答，我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是促使我要拍这部电影的动力。他怎么会死啊？她怎么上了房就没了？羊怎么从树上掉下来了？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是在问我，是在问他自己。你只有换一个思维想，其实生活没有起承转合。
南方周末：做或者不做一部电影，你是有意识地规划，有标准和原则，还是随性而为？
姜文：我是很理智的人，但我具体做一件事情，我要表达它的时候会用不理智的方式。
我想说的就是：结果发生的时候都是你所希望的。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也许是潜意识里边，你正是朝这个方向用了力了。
我不爱举例子，因为往往就给举偏了，比方说你特别想挣钱，你一定能挣着钱；我如果特别想“太阳”是被人看懂的，一定能拍成看得懂的。任何结果都是跟你的初衷有关系的，所以人不要去抱怨，也不要惊喜，事情都在你最早的那一个念头里决定了。
南方周末：在 《让子弹飞》里，你潜意识里想做的是什么？
姜文：现在还不是清楚的时候。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打算把它拍成一个复杂的东西，是一个比“太阳”简单得多的东西，是一个“看得懂”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一直说，拍电影不是非干不可的事，没什么要表达的时候不如干点别的，不如去生活。那你“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姜文：我在学习。真的。人的生命有点短，对于理解人的一生、表达人的一生或者说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观，我觉得都挺短的。因为前20年稀里糊涂，临死的20年也稀里糊涂，不稀里糊涂的就是青壮年；青壮年还被眼前各种乱七八糟的欲念给扰乱了。
我没看到哪一个人包括古人，临死前哪本书把生活写得明明白白的。可能就老子、庄子这些人？那还得假装活了500岁是吧？我现在真是斗着胆、大言不惭地在这儿说关于生活是怎么回事。我可能20岁时候特别敢说，但现在我必须去学习，现在学习，一点都不早也一点都不晚。
姜文：最初梦想是实现梦想
姜文，1963年生于河北唐山。父亲军人，母亲教师。幼年在唐山、贵州、湖南辗转度过，10岁随父母迁居北京。在贵州时，所住部队宿舍屋外有两个篮球场，球场上每周放电影两次，他可以躺在床上，通过大窗户看电影。那时他用硬纸板、针剂盒和手电筒制作、放映了自己最初的，幻灯片一般，带解说的“电影”，主要是战争片。
中学时，姜文模仿电影对白，一个人扮演四五个角色的声音，录在磁带上，蒙住了若干同学，被怂恿当演员。1979年中学毕业，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未中；次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0班。
毕业后9个月，姜文得到他的第一个电影角色，在陈家林导演的《末代皇后》中扮演溥仪。此后25年，他演过太监、农民、警察、失足青年、将军、个体户、特务头子、中产阶级……电影被人淡忘，姜文总是让人记得。一次他坐的士，司机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演姜文的吧？”
姜文合作过的“优秀导演覆盖面”很广，从第三代的谢晋，第四代谢飞，第五代张艺谋、田壮壮，第六代张元，直到已经“不论代”的陆川、徐静蕾，未来或许还有更年轻的导演。
1990年后，姜文对导演产生兴趣。1992年，王朔给他看了新发表的小说《动物凶猛》，他决心要拍成电影，自己写成9万字剧本。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为当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年轻的主演夏雨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姜文自编自导自演《鬼子来了》，获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由于“违规参赛”，最终只能在内地以盗版示人。2009年，《太阳照常升起》令很多期待他的影迷困惑、争论，却是当下中国电影中难得的饱满恣肆、心性洒脱之作。
18年里，姜文导演了四部电影，相当低产。他自己说，电影不是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事实上他对电影有种近乎偏执的严肃和认真：发自内心、言之有物、扑面而来。没有这个人，中国的电影无疑会缺少一份阳刚生猛。（via）
很久都没有来了，上次来是什么时候都快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