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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蒋方舟:快乐不是派发药丸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蒋方舟说,快乐不是派发药丸。

中国人当然必须快乐,但快乐不能像一场场整体的广播体操。

林语堂说,中国人对快乐的概念就是“温饱黑甜”——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富的晚餐上床去睡的场景。按照林语堂的观点,中国人是很容易快乐起来的族群,贵在知足。可我觉得,林语堂形容的只是餍足,中国人的快乐恐怕要更复杂和抽象,或者说,“更有追求一些”。

如果说西方的快乐在于一个“快”,那中国人的快乐,恐怕在“乐”字上。

“快”是内啡肽充脑的速度。然而不知所以,也不知所终的快意始终是为中国人所警惕的,“乐”却是缓慢的,是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内。

“乐”是弥勒佛大庭广众之下咧了千年的嘴;“乐”是无事此静坐,欣喜随风袭来,一点点沁入肌理;“乐”是听一段好戏,内心和自己干了个杯,轻轻地咣当一声,憨笑说了一声:“好!”

中国人的快乐以前只是慢些,近几年却是等了半天却不来,干涸得几近于无,在“全球最快乐/幸福国家”之类的评选中,从来都在120名之后,09年的畅销书索性彻底沉下脸,起名为《中国不高兴》,即使如此,也要不识脸色地打听一句: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乐”,都是来源于有了空间,有了憩,有了浓墨重彩间漫长的留白。然而现如今,生活中的这段留白却消失了,人一出生就开始与人斗得轰轰烈烈,和人挤得熙熙攘攘。

小学决定起点,中学决定起跑速度,大学决定领先别人的身位,工作决定人在社会的座次,座次决定掌握的资源。抢都来不及,试问,哪个阶段有暇快乐?

报考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逼近140万大关。竞争最激烈的国家能源局职位竞争比例达到了4961:1,叫人怎能不焦虑?
在电影《让子弹飞》里,当恶霸黄四郎被打败,人民涌进他的碉堡去抢财宝,镜头一转,所有人兴高采烈地扛出来的全是椅子,某百姓急迫地对打败黄四郎的金姜文说:“县长,这两把椅子归我了。”

这个关于“抢椅子”的隐喻似乎也是个讽刺,即使是世间除暴安良终得太平,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狂欢作乐,或是构建理性进步的新秩序,而是先抢到椅子决定自己的座次。

急着要抢要虏要挤要争,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弗兰克弗里德曾说过:“培育人们的脆弱性是恐惧的政治的重要成果。”

阻碍中国人快乐的,除了焦虑,也有恐惧。从三聚氢胺到反式脂肪酸,从医疗保险到社会治安,从高房价到买来的房子被拆,任何媒体热点议题的讨论,都引起民众的挫折感和负面情绪。民众的焦虑感不仅是被政治操控的,就连意见领袖、部分媒体和社会活动家也都使用者恐惧感,成为达到自己目标的工具。于是,中国人不高兴。

中国人的快乐本来根植于人间的烟火气,来自于世俗的快乐,是市井中闲情偶得的生活艺术。现在,所谓的“世俗”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生活艺术被几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所摧毁。09年,“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去世,传统生活趣致终于奏响灭亡前的最后挽歌;另一方面,世俗空间也消失,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被公共放大镜粗暴地放大,人间烟火被政治化,焦虑和恐惧取代了快乐,成为中国的主流情感。

寻回快乐

中国自唐以来就没有狂欢的年代,克己复礼,礼不下庶人了千百年,近代中国人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一些人学会了如何自豪地悲壮,另一些人学会了如何骄傲的懦弱。快乐这件事,却是疏于练习,不进则退。

自从鲁迅说了“国民性”,国人担心一笑变成了没心没肺的阿Q,成了麻木的、愚昧的暂时坐稳了奴隶的人。改革开放后,枷锁暂时松开,意识到不快乐不行,再不快乐就老了,快乐变成了精心安排一年一度的事,从春晚到周星驰到冯小刚,快乐成了黑暗中集体神经质的无厘头,成了新闻联播里有版有式的“在这个阖家欢乐的日子里……”

快乐像是每年按量集体配给一次“乐子”,规定和分配娱乐听起来像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可是往近处看,从奥运到亚运会,不也是一次次集体派发的大剂量的“快乐丸”。

中国人当然必须快乐,但快乐不能像一场场整体的广播体操。中国人要寻回快乐,必先得先寻回“我”,再寻回“自由”。有了这两个装备,才能踏上回溯快乐的征程。(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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