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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胡泳:复旦学生“控制媒体”

复旦学生被困黄山,援救民警遇难事件使复旦陷入舆论风暴,可复旦学生竟忙着解决公关危机,试图“控制媒体”。来自北大教授胡泳的评论:深入社会肌理的“控制媒体”思维。

深入社会肌理的“控制媒体”思维

2010年12月12日,由复旦大学10名在校生、4名校友与4名校外人员自发组成的登山团在黄山探险时迷路,被困悬崖边。黄山市警方深夜入山营救,被困人员脱险,而24岁的民警张宁海却在途中不幸遇难。

一场始料未及的舆论风暴随后突袭复旦大学。获救的18人先是被指对民警的牺牲无动于衷,冷漠而不知感恩;其后,网友连续爆出复旦学生们不是忙着反思,而是急于讨论如何争夺登山协会的领导权,以及如何控制媒体,展开危机公关。

令人震惊的新闻理念

这中间,引发最大争议的,是15日被曝光的复旦大学BBS的几封站内信,发信人ciang在信中说,“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此ciang想,“复旦的新闻人若能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客观地报道这件事,针对复旦的情绪就会很快消失。”他指出,通过这件事,看出复旦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效果会更好。

这些信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令人自豪的报人传统,然而,今天在复旦,未出校园的年轻人,就主张新闻专业毕业生多去“占领阵地”,以避免本校“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这样的新闻理念令人震惊莫名,以至于一位自身也是复旦出身的著名评论人士愤而质问:复旦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开现任政府文宣官员治院的“体制创新”,到今天出现大学生试图“控制媒体”说,是否到了反思以吏为师的办学思路的时候了?

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却对媒体表示:对“控制媒体”说“没必要上纲上线”,“是否暴露出新闻教育的问题,这见仁见智”。 笔者以为,对该说法恰恰是要“上纲上线”来深刻认识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满嘴政客口吻和满脑“公关”意识,暴露了“控制媒体”的思维已经深深进入整个社会的肌理,其所销蚀的,正是媒体赖以安身立命的良心和正义感。

官场做派向社会蔓延

出了事,总是先想控制媒体,把盖子捂上,这是官场的典型做派。这种例子全国各地俯拾皆是。可怕的是,这种无耻而落后的“捂盖子”思维,目下正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以企业为例,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臭名昭著的三鹿公司就有着种种控制媒体的劣迹。

《南方周末》曾发表《三鹿曝光前被遮蔽的十个月》,其中说:“在那些日子里,许多环节只要稍有作为,许多时段只要愿作挽救,那近三十万受害儿童就可免于毒奶之害。”而造成毒奶恶果的原因之一,是三鹿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媒体报道真相。《南方周末》发现,三鹿的遮掩与其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史有关:2004年4月,在安徽阜阳大头婴“问题奶粉”中,三鹿位列其中。当时三鹿集团成立了“危机公关小组”,由董事长田文华挂帅,副经理蔡树维远赴阜阳斡旋,结果成功公关,三鹿当年还因此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危机公关企业”。

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当中,乃至在国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对新闻和舆论的操控和冒充行为,已多到操纵方不加遮掩、接收者熟视无睹的地步。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中国的舆论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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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大教授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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