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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郭玉洁:文学是一场偷情

郭玉洁作品《文学是一场偷情》,说“写作,像偷情一样,令人羞耻,可偷情又是最有激情的。”写出多少文艺青年之心声。

小学三年级,覃里雯选定一名男生作为暗恋的对象。爸爸骑车送她上学,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酝酿情诗,道路悠长,而爸爸只有后背。回到家,她蹲在厕所——这唯一不会被打扰的空间,在小纸条上记录修改,开脱自己过早炽热的情感。直到爸爸重重敲门,她把小纸条藏在书包的夹层,起身离开厕所。等没有人的时候,拿出纸条一遍一遍背熟,然后撕掉。

“这才是真正的抽屉文学。”2010年的夏天,我们坐在咖啡馆聊起最初的文学动机。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手里拿着墨镜,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用它遮上大半个脸。这时候的她,日间是一名国际政治记者,夜里写作性专栏,而追溯第一行诗,却是源于过早出现的强烈情感和倾诉欲望。

有时候,她把日记本放在抽屉里偷偷地写,听到爸爸的脚步声,赶快把抽屉关上,假装看桌上的课本。爸爸走近来,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摔在桌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种写作是极其隐秘的,不仅在于它太早出现而乖于世俗(姐姐发现了里雯的秘密,她把纸条带到学校女生中间传看,初中女生们说,你妹妹思想好复杂啊!),还在于在那个年代,写作是“没有用、没出息”的事,读课本、学理工科,才是有用的。

写作,像偷情一样,令人羞耻,“可偷情又是最有激情的。”性专栏作家在回视自己童年的文学生涯。

覃里雯生在广西柳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家乡:“它脚踏实地的朴实气质和幽默感,它的直率爽朗和掩藏其下的柔情,它对美食孜孜不倦的爱好,它日常生活中的兴高彩烈,它可爱而适度的虚伪,它小小的势利眼,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它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它所奠定的这一切基调最终组成了一个火箭发射台,在我生命的18个年头里终于建成,其目的是为了把我这样的人发射出去,越远越好。”

掌握着家庭权力的爸爸粗暴、凌虐如那个年代,而妈妈却敏感、有激情,像柔软而经久不息的生命力。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妈妈报考成人高考,里雯在她的教材里获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所以我知道很多外国名字,但没读过作品,就是看教材看的。”当然也有席慕容,拜伦,朦胧诗选,汪国真等等,这些都成了里雯幼年情诗的模仿对象。

覃里雯还想起外婆的爸爸是翰林,而外公是一个林学院教授,还带着旧世界对知识的尊敬。上大学后,因为爱读书,外公十分喜爱她,写信跟她说:你真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你其他那些表兄弟姐妹,无他,但豚犬耳。

所有这些挖空心思、想要为体内秘密流淌的文学之流寻找源泉的早年追忆,却多少有点无法解释,在一个贫瘠乏味、整齐划一的矩阵里,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想要成为一个火箭,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

我们这一代,成长经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1970年代在“婴儿潮”中出生,长大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也可以预料会成为“养老危机”的牺牲品);侥幸错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大灾难,苟活于世,但也少了“传奇经验”和精神强悍度;成长在理想高蹈的1980年代,但如果身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也只好继续忍受革命留下的精神饥荒;1990 年代市场经济席卷而来,还没好好吸收营养,就要准备好贩卖一切,但是卖又卖得不甘心,东张西望,前瞻后顾。

这是一代不彻底的人。

如今30-40岁的中国年轻人,有丁磊、陈天桥,他们敏捷攀住新兴产业,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有很多人占据了基金公司、银行、广告公司中高层的位置。也有很多人,在养家餬口,勉力生活。

在生活的主流之外,如果你喜欢文学,就像女娲疲倦了在乱撒泥点,偶然撒在某一个人的胚胎,种下一点不如此就要死掉的兴趣,从此自生自灭。因为这已经不是文学生长的火盆。

李海鹏生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寒冷、压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讲究关系,动辄称兄道弟,太多潜规则,没有一件事是凭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却生来敏感、高度自尊,很难忍受这些关系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干净。

海鹏也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和不那么“现实”的母亲。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回家后只顾看书,不做饭,孩子们只好饿着肚子。李海鹏觉得母亲像包法利夫人,对生活不满,看不起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傻。海鹏虽然挨了饿,但每次父亲母亲发生争吵,他还是站在母亲这边。他看母亲所有的书,张天翼的童话、《牛虻》,走读大学的教材。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所有文学青年最早获得的认可,都从学校作文开始。海鹏初中时作文被选入《海峡两岸优秀作文选》,但是令他震撼的是,台湾中学生的作文和自己的很不一样,有一篇写到公园里到处都是松鼠尾,作者说,一不环保,二太残忍了。这些题材超出了当时大陆学生作文训练的模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写的都是“真的”。

中学时,海鹏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诺贝尔获奖者诗选》、《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花城》。他开始看T.S.艾略特的《荒原》,因为书上介绍说他“最难懂”,而且是现代派的“开山宗师”。

和许多青春期的男孩一样,海鹏觉得学校教育压抑、无聊,他曾不下十次,跟父母提出退学。他常常逃学,却也做不出什么大恶,只是无所事事的闲逛。

在后来的文章里,他把自己比作塞林格笔下的那些人物。“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份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海鹏把这称为“无尾犬”,看到亲近的人,它也想示好,可是没有尾巴,“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长不大的青春期男孩,大学时写诗,写小说,他想当作家,心里却十分明白,不可能以此为生。经过了在几家媒体、出版公司的谋生,2001年,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城市版。

这份报纸继《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之后,倡导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权力机构的监督,并十分重视新闻写作。1999年《南方周末》的发刊词,今天看来过于煽情,但是在当年却感动了无数读者,同时再清楚不过地显示,那里聚集了许多容易动感情的文学青年。

李海鹏加入时,《南方周末》虽气势略减,但中国第一周报的地位已无可动摇。而李海鹏只是一个除擅长使用文字之外一无所有的记者,他十分被动,让干嘛就干嘛。直到2003年6月,他写出了《举重冠军之死》。这篇文章还原了前举重冠军才力猝死当天的情景,尽管文中也提到了这场悲剧的起源是举国体育体制,但是整篇文章以叙述为主,克制,内敛,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

李海鹏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在北京办公室的周会上也很少发言,他不喜欢批评,也不喜欢表扬,但是那篇文章出来之后,他发现,每个人都在夸他。《举重冠军之死》当选当年《南方周末》内部最佳报道。

在中国的媒体中,重视写作的不止是《南方周末》。同样才子才女层出的《经济观察报》,曾经被传一个笑话:《经观》的人不会采访,只好用写作来弥补。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的确不像《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一样,以周密的调查、硬碰硬的采访见长,他们的特点是视野开阔,鼓励作者个人的声音。个性、才气,这些在“新闻写作”中要被割去的特质,在这里,却往往被宽容,欣赏。也是这样,《经观》的鼎盛期有一种别家媒体所没有的勃勃生机。

2001年,25岁的许知远成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在《经济观察报》的头版,常常可以看见他装满各种名字、野心勃勃的评论,尽管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文章中的激情、对知识的勤奋,却感染了许多读者。从《经观》出发,许知远成为这一代重要的书写者。

覃里雯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许知远,这个高、瘦、鬈发,脸颊凹凸不平的理工科男孩,和文学社的男青年不同,他聪明,开放,纯真,从不避讳对声名、五星级酒店、漂亮女孩的热爱,但他也真正热爱知识、写作、朋友,和聪明的女性。在大学的交游,他们结下了必定会持续终生的友谊。

大学毕业后,覃里雯个人生活的轨迹相当有性别特色。她结婚,生子,随丈夫去新加坡,去纽约。海外的朋友圈子,谈论的多是绿卡,房子,没有她渴望的精神交流。她写诗,写日记,满足自己倾诉的欲望,“日记是无意识的,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写,非常本能。跟原始人差不多。”不是蓄意的创造,写作这时像是一种自我疗伤。但那一时期的日记和诗歌,是今天没有的细腻、敏感、绵延。

许知远把远在美国的覃里雯叫到了《经济观察报》,从未受过新闻训练的她,选择国际政治作为报道的领域。当时,这个小团体,聚集了许多难以归类的人,有的致力于锤炼语言之魂,有的要成为中国的加缪,有的兴趣在于当代艺术与时尚⋯⋯大体而言,他们都是媒体人,但是他们比照的对象,通常都是小说家,思想家。

2005年,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于威和许知远辞职,加入现代传播,创办新杂志《生活》。创刊号的专题是《工厂》,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热门话题。为了说服投资者、时尚集团的老板同意这个专题,许知远说出了“反时尚是最好的时尚”的话。所有记者撒向各地,温州,东北……前去采访。

作为新加入的记者,我在那时听到了“非虚构写作”、“新新闻写作”这些词。新新闻写作,作为美国1960年代对于传统“客观”报道的反叛,提倡新闻借鉴文学手法,其实早就“旧”了。在中国,却不仅新鲜,而且尴尬。一方面,虚假的官方宣传、以讹传讹的新闻比比皆是,“真实、客观”的新闻伦理尚未完全建立,强调“主观”容易引人误解;另一方面,媒体大步迈向图像化,文字的地位逐步边缘化,和图片稿费相比,文字稿费几乎不值一提,除了极少数媒体,大部分媒体都已不追求写作,更何况“新新闻写作”,那是什么?

平心而论,《生活》时期的许多写作延续了《经济观察报》时代,但是由于缺少读者和同行的反馈,话题越来越缺少活力,文体也未见完善。最大的好处是,提供记者大量旅行的机会,以及再一次的,鼓励个人去寻找自己的声音。

我也是那其中一员。由于鬼使神差的安排,从小热爱文学,受到极差的文化教养,作文还是写得比同辈好,大学时学写诗,但很快放弃,觉得自己没天份,也没办法靠此吃饭。和前辈们不同,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人们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而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的人手。这是极少的可以借写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获不菲。因此有一种说法,这一代中国的文学青年,多半进了媒体。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你会听到每一个人都在说:我要写小说。包括覃里雯。

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仍然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不低的资历,生活纷扰浮躁,但若全然离开进入孤寂,却也需要不小的勇气。

覃里雯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她发现,像童年时一样,文学变成了偷情。

写新闻不难。李海鹏说。

2009年夏天,在一场名为“新新闻写作在中国”的沙龙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海鹏。他清瘦苍白,有些驼背,长发分在两边,眼睛甚少直接看人,还穿着一件恰如其份的白T恤,上写“精神恍惚”四个字。

当时李海鹏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写作的标杆。一年前,他写出了《灾后地震残酷一面》,批评溶于冷静的描述之中,有立场却无懈可击,被公认为那年最好的一篇地震报道。但事实上,当时的他正处在对新闻的厌倦中。2006年之后,他的写稿量大减。外界传说,《南方周末》把他及另外几名记者养了起来,只要他们每年写一两篇稿子镇报就可以了。李海鹏稍微纠正了一下,“没有那么少,每年也写个七八篇”,即使这个量,对于周报记者来说,也的确不多。他提不起精神来。一方面,他不愿意写稿,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愧疚。

“我始终不喜欢新闻这行。”他说。无尾狗的天性发作了。他不喜欢每天给人打电话约采访,总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觉得很累。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到庆丰包子铺买包子,排队时突然发现自己在反复地念:猪肉白菜,三两,猪肉白菜,三两。“连跟包子铺的服务员说话都这么紧张,可想而知联系采访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心理障碍了。”

除了与个性相悖,新闻写作毕竟有其局限。首先,在报道中,写作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新闻写作无论如何变化,总会陷入某种程序。比如说,新闻写作要求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都必须要有出处,不能虚构。“戴着一千个手铐,时间长了,就不会自由活动了。”对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想象,全部受到内心的审查。

覃里雯也感觉到类似的问题。她最早开始写稿,是一家网站以一字一元的价格约稿。扣去税,就是千字八百。“我从此就被毁了。”写作受到了伤害,被规范化,思维限定在两千字以内。当她开始写小说,突然发现自己点开word的工具栏,开始数字数,“我不是在写小说吗?为什么在数字数?”她开始怀念当年在海外孤独的、无穷无尽无拘无束的表达。

2008年底,李海鹏离开了《南方周末》,加入了筹备创刊、号称要追求写作的GQ杂志中文版。但时尚杂志岂是久留之地。商业压力、外企的公司制度,都让李海鹏继续“精神恍惚”,处在“浅睡眠”状态。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上个班,给我一百万一年,也没意思。我就退回来干我一直想干的那件事。”李海鹏说。

一直想干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学。在做记者的那些年份,“文学像另一个星体,距离生活太遥远了,但是引力还在。”李海鹏觉得,不写,时间没法往下过了。

2010年初,李海鹏离开GQ,待在位于石景山的家里开始创作小说。每天早起到下午四点,是他的写作时间,不接任何电话。这部小说有自传色彩,写的是从1976到2008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此时再见李海鹏,全没有了“精神恍惚”时期的样子,他温和、友善、耐心,如长出一条不卑不亢的尾巴。

这一年他写出了30万字,小说已进入修改阶段。听了这话,覃里雯说:“我受到了刺激。”(via

作者郭玉洁:媒体工作者,现任《生活》杂志编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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