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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孔庆东作品:父亲

北大教授孔庆东写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前一句是我的心情,后一句则是我的处境。

仿佛意识到是在梦里,父亲发来了电子邮件,让我给他保存一份什么档案。

我想可能是做梦,搞错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亲来信了。哦,果然猜对了,父亲寄来了一些发黄发紫的他的个人档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亲真够相信我的,这般重要的东西,怎么就放心让邮局给递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于是便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您回哈尔滨看看我爸去吧,他一个人,又那么大岁数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亲说,我才不回去呢,那老东西,脾气那么倔,什么都跟我拧着来。他不就乐意一个人么?我不回去,我在你这儿多好啊。

我说,回去看看吧,他都80多岁了吧。

母亲说,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70,今年可不80多了嘛。

啊?父亲死了吗?我冷不丁浑身一惊。只见满头白发的父亲,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是的,父亲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么我现在,这还是在做梦呀。父亲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电子邮件,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子信箱呢。

这回梦醒了,但是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泪水。

我半梦半醒地掀开被子,呆呆地坐起来,听见外面刷刷的雨声。撩起窗帷,已经是暮色沉沉。东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这几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5个小时。今天下课回来,便想小睡一会儿,晚上好继续工作。明天报名了一个旅游团去看红叶,放松放松疲惫的身心。

然而这个梦,再次提醒我,该写那篇文章了吧?该写下那四个无数次涌上心头的字了吧:想念父亲。

是的,这个题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着。在路上,在车里,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但是总不知道如何下笔,有时都快要写了,随即便陷入了那个“想念”里去,写文章变成了回忆往事的检票口。日语把“检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颇像我们写文章,持着一个“札”进去之后,“札”的性质就“改”了。 今天这一回,我估计八成还是开了个头,终于什么也写不成的。

父亲叫孔宪之,生于1925年,属牛,属得其所,一辈子是个牛脾气。他有个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孔宪秀,比他大4岁,88岁才去世,我身在日本,不能前往,可能这也是我梦见父亲的一个征兆吧。

天下孔姓分60支,我属于最正宗的“圣人支圣人户”。我的58代祖是衍圣公,名叫孔公鉴。我就是孔公鉴三弟孔公镗这一支的孔子第73代后人。我的祖父孔昭礼,是家族里的长子,下面有3个弟弟。大概各家的事务都归他总理吧,我的祖父就被称为“甩手掌柜的”。根据父亲和堂叔们的谈论,我判断祖父的生活水准,起码是个富农。因为家里有车马,有买卖,还有雇工。祖父不用亲自劳动,兜里经常有零花钱给侄子们。整个家族里都很尊重他的威严,即使晚年,祖父到哈尔滨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年,堂叔们仍然对他毕恭毕敬。

可是我家祖孙三代填表的时候,出身栏却一向填的是“贫农”。当年父亲在淮海战场上入党,组织上问他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搞不清楚那个成分的“标准”,说是地主富农似乎不好,要说是贫下中农吧,又觉得有点丢脸。把家里说得越穷越好,穷得连耗子都饿死了,那是文革时的极左毛病;把家里吹得越富越好,富得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张席梦思上,那是野蛮发展观时代的极右毛病。父亲拿不准家里的阶级成分,就摸着石头过河说:“是中农”。

不过这个成分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组织上是要写信调查或者派人外调的。那个外调的同志到我们山东老家一看,我祖父光棍一个,出无车,食无鱼,地不过两亩,房只有一间,院里不见鸡鸭犬,墙上挂满地瓜干。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孔,你家算什么中农啊?你家也配中农?你家比我家差多了。改过来,贫农!” 就这样,我家的成分被“改札”为贫农了。

父亲每次讲到这一段,有些惭愧,又带着点得意。那惭愧是缘于被人家揭穿了虚荣心,“明明家里穷,装什么中产阶级啊!”而那得意,则是因为此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贫下中农成分为主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受尊重,生活上很安逸,大锅饭,铁饭碗,衣食住 行无忧,生老病死有靠。所以,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家底的也是这批人,逐渐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警惕性,养育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也是这批人。

父亲出身贫农,又是山东老八路,三野的解放军,后来是工人老大哥,再加上有文化,那种政治上的自豪简直是牛气冲天。但就是这种自豪,使得他不求上进,贪图安逸,在吃吃喝喝与骂骂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后半生。从大多数人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遗憾。但我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革命胜利了,老子就要享受它几十年的革命胜利果实,父亲不正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实践了这一理论吗?尽管他所享受的,不过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闲适。但是一个基层的工人,能够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几十年沉浸在这种生活里,强大的国家,平等的社会,稳定的收入,纯朴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 民百姓的幸福时代。

可是我一直有个疑问,祖父的那些车马、那些买卖,都弄到哪儿去了?怎么偏巧在解放前夕,他成了一个贫农呢?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乡亲们衣食无忧,精神面貌也愉快乐观,但是村子里还没普遍通电,多数人都不穿内裤,平时也很少吃肉,看得出大家都是穷人出身。只有我祖父,吃穿都讲究,出入有威仪,咳嗽一下都带着金玉之声,上厕所系腰带都是舞台动作。他在哈尔滨我们家里,整天眯着眼睛,拿着一柄小木梳,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长髯。梳好了,睁开一对忽然间变得很大的眼睛,就去下馆子。我父亲几次跟他吵架,都是因为发现他自己吃独食,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怎么看我爷爷,都不像是个“贫下中农”啊。

后来把我们家族的材料联成一片,慢慢想明白了。祖父兄弟4个,还有远远近近堂兄弟一群,本来都归他管。可是后来分了支,特别是其中很多家“闯了关东”。在黑龙江的富锦县,盘踞着我们家相当大的势力。大人们说到“富锦”,就像说家里的一个买卖似的,他们会说“我到富锦住几天”,“到富锦那边要点钱” 什么的。在哈尔滨和鹤岗,也有零星的几家亲戚。不论谁家,都似乎跟我祖父发生过金钱方面的来往。而且我的祖母很年轻就去世了,父亲又当兵在外,祖父对侄子们是比对我父亲更加疼爱的。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散了财,还是大家一起“帮助”他散了财,都无所谓了。反正解放后,我祖父也一直过得很幸福。他是一个有威严、会享受的“贫下中农”,女婿是枣庄煤矿的矿长,儿子是老八路,每月给他寄10块钱,晚年还到哈尔滨这么洋气的大城市住了几年。因为害怕火葬,又回到山东。 去世之后,子孙千里奔丧,披麻戴孝,完全按照封建礼教将他土葬入殓,可以说是一生无悔啊。

我祖父喜欢新社会,说新社会“喜气”,但也偶尔怀念旧社会。他经常听了什么广播后,操着一口苍老的鲁南话,深深感叹说:“毛主席,了不起啊!”但偶尔又加上一句:“就是火葬这个事儿,瞎胡闹——中央有奸臣哪!”每次中央或者黑龙江什么路线斗争胜利了,打倒了某个政治人物,或者会议代表的排名发生了变 化,爷爷都很高兴地要喝酒,以为跟他作对的那个奸臣被揪出来了,火葬很快就要取消了。可是过了一段,仍然不见动静。爷爷就瞪着父亲说:“这个奸臣,还是木 (没)揪出来呀!”父亲虽然也一脑袋封建思想,但在火葬这个问题上,还是受党教育多年,能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他烦躁地对爷爷说:“你就是迷信!土葬火葬不都一样嘛?人关键是活着的时候,多吃点肉,多喝点酒,死啦就死啦,土葬你也木(没)什么吃,火葬你也木(没)什么吃呀!”爷爷一拍桌子:“畜牲!”

他们父子俩很少能聊到一块儿,因为立场相距甚大但脾气却同样暴躁也。后来爷爷对我母亲流泪说:“东儿他妈,我不能在哈拉滨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滨老,那个畜牲就把我烧成灰儿,冒青烟儿啦。我还是回关里家老吧。”爷爷告别了老刘家和其他邻居们,带着他的私房钱和我母亲又塞给他的几十块钱,回关里了。关于祖父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4岁,所以他从小缺乏母爱。缺乏母爱的典型表现是,平时好像很暴躁,但对人间柔情特别敏感,看了忠臣孝子啊、扶老携幼啊、生离死别啊之类的好人善事就容易落泪。落泪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就尽量回避人间柔情,装出野蛮粗鲁的样子,对什么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看电视如果遇到柔情蜜意的场面,马上就换频道,嘴里嘟囔着:“妈了巴子,演得什么玩意儿!”其实心里是很想看下去的。我估计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肯定会看那些感情戏,很可能还会咧着嘴呜呜地哭。但我们一出现,他立马就装成个老虎。

父亲填表“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初中”,其实他念的是私塾。他看不起现代教育,但知道“初中”比“私塾”好听。他自幼学的是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就是一册《朱子格言》和几册四书。父亲认识很多生僻字,比如苶、豸、弁、丼,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写,全楼都不认识,于是个个敬佩: “人家老八路,就是有文化呀!”父亲很得意,经常翻着本《四角号码字典》查来查去。我上小学前就会查四角号码了,“一横二竖三点捺,四叉五插方块六,七角八八九小小,横上一点是零头。”用四角号码查字,不但使我能够迅速记住字的结构,而且使我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见古典文献专业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就是查各种工具书,听到几个同学念念有词地背着:“一横二竖三点捺”,我觉得十分好笑。现代教育看做很高级的东西,其实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谁说教育是越来越“进步”呢?后来再听他们背“一横二竖三点捺”,我就接着捣乱说:“四关五马六张飞。”

认字读书的功夫,我很快就超过了父母,但写字却是我的软肋。小时候是“大划拉”,现在是“划拉大”。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里,算是写得很好的。母亲的字比较秀丽,带点小资气息;父亲写毛笔字起家,后来改用钢笔,所以他的字工整规矩,藏锋转笔都一丝不苟,如同部队出操。父亲经常骂青年人的字“写得跟狗爬似的”,这个我没法反驳。但是有一次他骂骂咧咧了一阵,见我不理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说:“你那个字儿写得乱七八糟,将来你批文件儿,让下级笑话。”我由此知道,老头子原来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他的儿子当官呢。我虽然颇有看不起老头子之处,但对他一生抗上,从不溜须拍马,是暗自敬佩的。也许我早就萌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我要本事比你强十倍,还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你不过骂的是几个厂长局长,我将来要骂的官,比他们大百倍!

父亲说话直截了当,并非是他牛脾气天性一味粗鲁。一个原因是我祖母早逝,我祖父又不怎么照看他,自由散漫惯了;另一个原因是多年的部队生活,纵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抗战时期,山东是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村上经常过队伍,很多青年跟着走了。有的跟着国军,有的跟着伪军,有的跟着土匪,父亲不知是觉悟高还是运气好,跟上了八路军。可是八路军也很封建,一听他姓孔,不敢要他。因为山东老家一直信奉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孔子后代不论富人穷人,都是尽量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当兵的。近代以来传统社会解体,人民生活日窘,渐渐地孔姓之人也难守此训,做官经商者日多,但当兵还是一条大忌,往往要下大决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亲坚持要“参加革命”,并亮出了自己的硬件——私塾出身,相当于初中文化。八路一听,被雷住了,因为他们指导员才小学毕业。于是从不敢要,到几支队伍抢着要,最后费县县大队用一颗美国花瓣手雷收买了我父亲,给他们当了文书。我问父亲那颗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吗?父亲说太漂亮了,全县就那么一颗,是刘少奇送的,舍不得扔,后来让一个女八路给偷去了。我想也许不是偷去的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父亲讲过很多他们打鬼子反扫荡的故事,但我觉得都没有电影上演的好看——儿子永远觉得媒体比爸爸强。特别是父亲居然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真没劲。多年以后方知,父亲讲的,才是真实的战争。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抄起枪和手榴弹,嗷嗷叫着一边乱打一边就往外冲,等天亮一看,有光着脚的,有光着腚的,有嘴里叼着鬼子耳朵的,有手里拿着鬼子肠子的。我小时候觉得,爸爸这伙八路军,这仗怎么打得这么丑陋?这么恶心?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跟电影上的李向阳、赵勇刚他们比,简直是一群土鳖。可父亲老是爱讲这些,还说什么拼刺刀是拼不过鬼子的,如果没子弹了,就抓一把土往他们脸上扬,然后扑上去就咬。我心想这都是什么损招啊?电影上的八路都是一个人挑翻七八个鬼子,怎么到我爸他们这儿,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亲所讲的场面,乃深深体会到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每一秒钟,我的父亲都可能没有了。把那个场面千百倍放大,每一秒钟,我们中华民族都可能没有了。

讲到解放战争,仗打得就轻松多了。父亲最叫苦的就是走路,一黑夜要走一百多里山路,走着吃,走着睡,走着撒尿。涟水战役华野失利,父亲他们被一路从苏北追到鲁南,国军离共军的尾巴只有5分钟的路程。有的战士跑到路边拉泡屎,就被俘虏了。父亲不爱看《南征北战》,说:“妈拉个巴子,一点不真实!”在我们看来,那已经是最真实的战争片了,里面共军死了很多,国军很威风,而且是解放军真枪实弹演的,里面的影星仲星火还差点被打死。父亲叨叨说:“我的这个气管炎,就是南征北战,让国民党撵出来的,他怎么不给演?陈老总说了,不会跑路能打胜仗吗?他光演打胜仗,我遭的这个罪为什么不演演?”但是讲到孟良崮全歼74师,父亲总是眉飞色舞:“奶奶的,这下可报了仇了,让你撵!三万多王八犊子,连张灵甫,带摊煎饼的,一个没跑了,全他妈收拾了!”

山东战场的几个战役之外,父亲主要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中,父亲一个人押运二百副担架过黄河,没损失一个伤员,立了三等功。我小时候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跟董存瑞比差多了。多年后我有一个机会,护送十二副担架去医院,刚过马路就丢了两副,到医院一数,还剩7副担架5个伤员。想想父亲当时上有敌机下有敌兵,民工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伤员都脾气暴躁,神智不清,圆满完成任务确实不易。父亲说很多伤员疼痛难忍,就打护士,护士因为没有麻药,就流着眼泪任伤员打。这时候父亲大喝一声:“妈拉个巴子!你是国民党啊?国民党才打人啊!”这句话往往比麻药还管用,可见“国民党”一词当时已经臭到了什么地步。

父亲还抓过一批俘虏,我跟很多人讲过。有个电影里演过类似的情节,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辗转听到了我说的故事。一天夜里父亲他们排睡在坟地里,天蒙蒙亮时对面的哥们过来借火抽烟,火柴一亮,彼此发现是敌人,父亲他们手疾眼快,先端起了枪,结果俘虏了一个连的国军。父亲的立功表上有一项四等功,我估计可能是这件事。

后来的渡江战役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父亲说国民党真不禁打,他妈的成群结队主动来投降,你想立功都没机会了。另外把我们的猪肉白面都吃了,那时的规矩是,反革命吃猪肉,新革命吃豆腐,老革命吃白菜。王八犊子们一传十、十传百,都投降过来吃猪肉,他妈的反革命反成祖宗了!我们这些老革命,端着白菜窝头在旁边看着,干生气木办法。还有林彪的四野、刘伯承的二野,也都渡了江,都赶来会大餐,其实凑什么热闹,陈老总一个人就够了。

父亲不懂全局的形势(其实读读毛选就明白的),也似乎不知道三野的很多战事都是粟裕大将指挥的,他就对陈老总一个人愚忠,可见当时陈毅的个人魅力也是我们研究军史时不该忽略的。渡江后父亲不在先头部队,就一路跟着“捡洋落”。父亲领着一群山东哥们,胳肢窝里都夹块木板,上写某某县人民政府,等部队把那个县一占领,某位哥们就去挂牌办公了。所谓山东干部遍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到了苏州,就止步了。他讲到苏州,一个是大米真难吃,一个是大姑娘真难看。第一条我和我妈都赞同,因为粮店里卖的南方大米,东北人都不爱吃,宁肯吃粗粮,也觉得比那“籼米”香。第二条我不大相信,人们都说苏杭出美女,俺爹咋说不好看呢?母亲说父亲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他心里就知道那些“山东大妮子”。后来我想人在战争年代的审美观可能具有独特性,比如林彪就认为锦州出美女,此乃亘古未有之论。人家毛主席明明说了:“锦西那个地方出苹果。”他林彪非说出美女,就因为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场。俺爹说苏州大姑娘难看,到底是在苏州遭受了什么挫折,影响了他对苏州妇女的观瞻,还是正话反说,本意是苏州大姑娘真好看呢?他在苏沪一带停留了好几年,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却语焉不详,只说过康生到苏州,他参与过警卫布置,每条胡同一挺机枪。我到苏州住在观前街时,晚上出去在胡同里溜达,想象着当年父亲也在这些石板上走过吧。

1953 年,父亲被调到东北,准备赴朝参战。但还没过鸭绿江,停战协议就签字了。父亲吹牛说美国鬼子要是再不签字认输,等我过了江,哼,三八线就划到妈拉巴子美国了。父亲以为三八线就是用“三八大盖”步枪划出来的一条分界线而已。他很爱看抗美援朝的电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曾参加,看着过过瘾。

然后是大裁军,父亲转业到鹤岗(他们山东人念“豪岗”),后到哈尔滨,当了个小厂长。他50年代的历史我很不清楚,看他履历表上没犯过任何错误,但官却越当越小,这一点不像陈老总,倒是像贺老总。到我出生时,他只在豆腐厂当了个车间主任,虽然说相当于分厂长,但职权是很有限的,也就能决定把豆腐渣卖给哪家养猪的,所卖的钱还不能私吞,而是全体工人一起喝酒用了。

从我小时候的角度来看,父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喝酒、聊天、骂领导、打儿子。他对待邻居同事都超级友善,别的孩子欺负我,他总是先揍我一顿,再去给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来喝酒,不管家里有没有菜。他所骂的领导也到我家来喝酒,但他还是照骂。动不动就说:“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他妈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其实他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他骂人家的所谓走后门,不过是送孩子参个军或者一斤肉票买二斤肉之类。他就这样慢慢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文革时被人家批斗了多次。所以他70年代以后,经常骂文革,他认为的“文革”,只是 66、67、68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惯的事,都归罪到文革头上。比如我一顶撞他,他就说文革教坏了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一点不孝顺!我心想那你顶撞我爷爷,是谁教坏的呀?他还不喜欢简化字,说文革把字都简化了,他还得重新适应,写出来一点没文化。但他写自己的名字时,从来不写那个“宪”的繁体;写我的名字时,也不写那个“庆”的繁体。他不知道简化字古已有之,民国时期就曾经公布过,新中国颁布简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还看不惯青年男女手拉手“压马路”,说妈拉巴子文革把你们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这不是国民党吗?其实哈尔滨风俗欧化,男女交际相对开放,文革前后基本没什么变化的。

文革后期,各城市都组织了工人民兵,相当于武警,人家就把他调去当了个分部的副总指挥,实际意图是省得听他骂人。他干得挺得意,弄了支卡宾枪放在家里,还偷了几粒子弹。说当年有支三八大盖就不错了,第一次看见卡宾枪还是陈老总的警卫员身上背的。过春节的时候,趁着满城鞭炮震天,他让我冲天打了一枪, 笑着说:“看你那个熊样,当兵不行啊,当个司令还行。”

他管民兵期间,是有点实权的,抓捕过不少著名流氓大盗。那些人没有一个恨他,更没有人在我身上报复。因为抓到之后,他总是去亲自审讯,把人家臭骂一顿,讲一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和你妈生你多么不易的大道理,最后问人家,你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陈老总吗?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他就让人家写检讨书,按了手印,然后就放了。其中有几个还真的改邪归正了,父母拎着鸡到我家感谢。父亲说这不算走后门,把鸡收下吃了。

文革过后工人民兵解散,他回到豆腐厂,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副主任他不愿意当,工人他当不了(因为不会做豆腐),岁数也大了,就当了打更的。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关门睡觉,他却认真得很,兜里装根麻绳,夜里起来巡逻多次。他很会抓小偷,虽然上了年纪,身体又很胖,却能三下两下把一个小伙子捆得结结实 实。他曾经酒后把我一只胳膊绑在桌子腿上,我用另一只手怎么解也解不开。他几次要教我这种绑人的功夫,但我出于逆反心理,没学。

父亲抓到小偷,还是喜欢给人家训话,然而这已经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小偷了,不管黑猫白猫,偷到荤腥就是好猫,谁还听他那套叨叨令?他最生气的,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还反过来训他:“我说大叔,你让谁给忽悠啦?你还真把这工厂当成你自个的啦?你还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年头啊?我把话放到这儿,用不着我偷,这工厂出不了十年,肯定有个大号的贼,整个浪地、一根毛都不剩地,把它偷喽。你爱信不信!说句实惠的,大叔,趁着现在都虾蟆哈吃眼的,你也赶紧往家划拉点,将来人家一动手啊,你想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啦。”父亲听了大怒,给了那小偷俩嘴巴。我没在现场,但我估计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大概跟鲁迅《药》里夏瑜看红眼睛阿义差不多吧。

或许是打小偷的报应,父亲最心爱的东西被偷走了。90年代初,他兜里揣着他的转业证,他的军功章,还有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和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去老干部局上访,结果在公交车上,连同钱包一起都丢了。他写信告诉了我,我感觉到他的心在流血。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我愿意用在北大刚得的一千元头等奖学金,买回那些金色的档案,双手呈放到父亲的面前。但父亲也知道这只是幻想,他之所以告诉我,是他知道,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

父亲此后变得更懒了。我家住在五层,马路对面是哈工大巍峨的克里姆林宫风格的主楼,我们窗下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市场。父亲退休后,经常痴痴地遥望窗外。哈尔滨的豆腐衰落了,哈尔滨的纺织衰落了,哈尔滨的军工衰落了。坦克厂生产的拖拉机,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导弹厂生产的麻将,竞争不过郊区的农民;飞机厂生产的自行车,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料他定是想起了那小偷的预言。父亲是个平民,也甘当平民,但他是见过世面的胸怀天下大事的平民。外人只见他喝酒骂人吹牛,不知道他几十年读书读报,感情有很细腻的一面。他年青时玩过摄影,玩过集邮,玩过钟表。他喜欢史地知识,经常拿着放大镜研究地图,他知道所有的省会和全国的铁路干线,能背出几十个国家的首都。他高兴时也能说几段子曰诗云,还会点简单的乐器。他并不赞成我选择文学专业,也不懂“中文系”是 干什么的,但我上北大后假期回家,他总是拿出厚厚的一本剪报,里面是各种文学知识,还有连载小说。那些对我都没有用,都属于小儿科的东西,但我总是谢谢他。我们一家都是不喜欢轻易外露感情的,真心的感谢也往往故意用调侃化解掉。更何况脾气都倔,都等着对方先低头。

父亲一生基本没有对我说过软话,但他的行动不自觉地透露出很多掌心化雪的爱意。从学龄前一直到上大学,他都打过我,但我注意到,他从来不曾打过我的要害,有两次把木棍打折了,都是因为我的肩膀太结实了。还有一次我凌空捏住了他打来的拳头,霎时觉得自己的劲太大了,如果捏得他拳头动不了,那是很让他没面子的,我就暗松了一点劲,让他的拳头还是打到我的肩窝。但他似乎觉察到了,垂下两手,沮丧地转身去了。他打我骂我,我都毫不屈服,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很不孝,真想回到童年,毫不反抗地被他打哭,然后听他醉醺醺地斥骂,反正骂完了就吃饭呗。

父亲长期每月挣48块钱,母亲挣38块钱。每月我们家给祖父寄10块(祖父去世后,我妹妹出生,这10块就用到妹妹身上),买商品粮油用去10多块,每天给我2角钱大概一个月5块,日常买菜等家用大约15块,母亲自己花用不到10块,其余30多块,大部分都被父亲用在了吃喝上。别人家如果有这30多块富余钱,日子是过得非常滋润的,多数邻居都有了“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个别的还有黑白电视机。而我们家自行车是公家的,收音机是朋友给攒的,手表是70年代才有的,缝纫机则一直没有。全家存款最多的是我,因为我每天可以节省1角钱,每月卖废品也可收入几块钱,还有过年时候的压岁钱,这些钱主要用于买小人书、学习用品和鞭炮,其余的则经常被父亲连哄带吓“借”去喝酒吃肉了。

父亲喜欢吃肉,而买生肉是要肉票的,所以他三天两头跟朋友下馆子,多数是他付钱,还振振有词曰:“我来,我来!我人口少,你嫂子从来不计较,家里啥也不缺。有钱就他娘的花呗!”我和我妈对此很气愤。但现在算算,他就是把二十多年喝酒吃肉的钱都省下来,也就一万元左右,现在也不够他儿子在北京买1平方米的房子的,所以我现在宽容和理解了他的一切。我小时候虽然过得朴素点,但并未缺吃少穿。家里每周都吃肉,经常可以买冰棍买水果,过年总有新衣服,平时还有私房钱。半天上课,半天随意游玩,确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

假如我或者母亲在街上撞见父亲喝酒,他会叫上我们一起吃,趁机向我们灌输他那套“人活着就要多吃多喝”的歪理邪说。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话虽然不对,但态度是很亲切的。他打骂我主要都是我顶撞他或者不给他面子,其实他是非常以我为自豪的。每个学期的家长会,他都抢着去。我妈要去,他就反对说:“你懂个啥?你会说个啥?”我妈说:“大酒鬼,就你懂。”父亲理了发,抹点头油,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威而不猛地坐在家长群里,等着老师表扬他儿子。回来一边喝酒一边转述:“今天3个老师一共表扬了你5次,妈的不要骄傲啊。”有几次他还代表家长讲话,在那种场合,他居然一句粗话也不说,讲得简洁有力,又能配合政治形 势,又能结合学校实际,确实有几分陈老总的风度,往往掌声如雷。所以他在家里骂人时,母亲会说:“你就欺负老婆孩子的章程!在学校讲话,你咋不敢骂银呢?”

我单独跟父亲在一起时很少,时间长点的,一次是跟他“蹲牛棚”,一次是跟他回山东为祖父奔丧,这都有专门的文章回忆了。记得小学3年级,学校布置了捡榆钱的任务,每人3两,干部半斤。父亲十分罕见地带我去逛了一天的动物园,一边看动物,一边捡榆钱。中午在草地上吃的面包红肠松花蛋,我喝的汽水,他喝的啤酒。我们爷俩没有什么话,坐在报纸上,各自想心事。我发现父亲沉静的时候,变得比平时更加宽阔魁伟,似乎身体里有一片我所不知道的汪洋大海。吃完喝完,他一伸腿,就仰在草地上睡着了。轻风吹起报纸的一角,擦着他黑亮的皮鞋。阳光透过高高的树梢,照在他国字型的脸上和大字型的身上。他开始打鼾,跟远处传来的老虎的低吼恰好一唱一和。动物园我经常去,但那一刻的动物园,我感觉就是天堂。

父亲自称3岁喝酒,但他喝了一辈子,却没喝过几回名酒。我因为枉担了一个“北大醉侠”的名,每年都有人送我名酒。酒香满室,此心悠悠。深夜小酌一杯,不禁想起父亲。他若活着,看看儿子孙子,想必是很高兴的。但看看世道沧桑,肯定又是生气的。

我经常总结别人,但我总结不了父亲。他的侧面太多,似浅又深,似简实繁,虽然不是圣人,却真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这篇文章就像开头预料的那样,一次是写不完的。从东京写回北京,写回哈尔滨,写到山东,写到苏州,写到每一处我所知道的父亲去过的地方。每一次打开文档,都想起许多画面,许多细节。写了,又删了。一会怕混乱,一会怕啰嗦,似乎从没写过这么费事的文字。或许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场对话,是一场弥撒,也是一首安魂曲吧。古人说的 “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前一句是我的心情,后一句则是我的处境。

喝酒,我不是父亲的对手,但我想,这世上最能体会他心境的,还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父亲一定有他的天下之忧和身世感怀,但他不是文人,他没有写出来,他对我讲的都是“好的故事”和对我有用的事。他有许多秘密和想法都带走了。我不想追寻那些秘密,我想我已经领悟了他的遗嘱:不论世道如何,处境如何,都要坚持做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能吃能喝的人、敢笑敢骂的人。人可以穷可以富,可以细可以粗,可以雅可以俗,但“士不可不弘毅”,总要对得起流金岁月,高天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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