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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李银河:应当怎样看待卖淫这件事

李银河教授探讨:应当怎样看待卖淫这件事,指出,性服务是刚性需求,仅靠法律打击和道德谴责远远不够。

卖淫这件事一直是新中国的头疼事。共产党刚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看到路边有妓女被老鸨追打,很看不下去,命令马上取缔,当时是由罗瑞卿按军事行动的方式执行的,解放军何等厉害,即令娼妓盛行了几千年,毛主席一声令下,摧枯拉朽,根本不堪一击。以下是人民日报对这次行动的报道:

由市属各单位抽调出的2400余干部和民警配合27个行动小组,前往各妓院执行这一使命。

“当!当!当……”时针指向了8点,妓院的丧钟也敲响了。

27个行动小组的同志带着干部、民警按预定计划依次进入各家妓院,将所有妓女嫖客及其他人员统统叫出房来到院中集合,先由行动组长当众宣读市政府封闭妓院的命令,然后将嫖客带进指定房间看管起来,以待审查教育。

行动组女干部们将妓女们召集到一起,微笑着说:“姐妹们别害怕,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

然而,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漠。衣衫不整、惊魂未定的妓女们,好容易听清末了的一句:“现在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地方,赶快收拾一下行李,准备出发吧!”屋里立刻就炸了营。

“叫我们上哪儿?”几声惊叫同时出口。

“政府成立了妇女生产教养院,让你们一起学习,治病……”

“骗人,我们哪也不去!”妓女们死活不相信,哭闹起来。有的说:“解放,解放,干嘛不放了我们,要把我们拉走关起来?”厉害点的还倒在地上撒泼打滚,寻死觅活。

女干部们对眼前的情景有点弄不明白:被欺侮的妓女难道不愿跳出火坑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多数的低级娼妓,饱受剥削凌辱,内心极为渴求翻身。她们的冷漠慌乱主要是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又受了老板及一些反动分子的谣言欺骗,生怕才出苦海又上刀山。而少数妓女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妓院那种淫荡奢逸的生活。
在八大胡同内的“潇湘馆”,一个半裸的妓女披头散发搂住行动组长的大腿哭叫:“不让我们接客我们怎么活呀?让我们去堵炮眼可不成啊,让我们去配煤黑子我们可不干啊!”行动组长喝令她起来穿好衣服,另一个女同志把她拽到一旁连声追问:“是谁说要把你们送前线,配煤黑子?”问得对方支支吾吾不敢抬头。经现场查证,此人原来是个兼操卖淫的妓院领家,于是当即把她看押起来。其余妓女很快便平静下来。

经过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到11月22日凌晨5时,行动胜利结束。此一役,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454名妓院老板、领家被集中到公安局,待审查后分别处理,1268名妓女被送往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她们将在那里治疗疾病,改造思想,获得新生。

几小时后,彻夜未眠的罗瑞卿总指挥,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告:“北京市从此再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了!”

在随后的30年,妓女真的销声匿迹,到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了性病。这30年人们主要忙着搞批判,加上全国实行高就业低工资和票证制度,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多余的钱可以购买性服务,基尼系数是0.2,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收入最平等的国家。

从80年代改革开始,30年过去,国家经济大发展,基尼系数从0.2剧增到0.5,超过了社会动乱的警戒线,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手里有了闲钱,开始投向性服务。有需求就有供给,卖淫业迅速崛起,怎么扫也扫不掉,通知、法律、政令、运动年年都搞,可再也没有解放初期那个效果。中国的反卖淫简直可以说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但是无论怎样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收效甚微。

我觉得到了冷静分析一下的时候了,气急败坏不管用,暗自发狠也不管用,还是从头到尾好好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吧。

首先分析需求:对性服务的需求有两类,一类是匮乏型需求,就是缺乏性伴,没老婆的人,组成人员为城市中最贫困、丑陋的人,未婚民工和已婚但是妻子留守农村的民工,农村的贫苦农民。由于出生婴儿性别比已经多年为120(120个男婴对100个女婴),在这些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青春期之后,有几千万男人将面临婚姻拥挤即完全没有女人剩下的情况,他们将成为需求性服务的潜在群体,总不能要求几千万人完全靠自慰解决性欲问题。另一类需求是富足型需求,有人不满足于婚姻之内的性生活,想要更多的花样。

其次分析供给:供给性服务的人也有两类,一类是匮乏型的,就是出于贫困原因,其中不乏被拐卖、被强迫入行的人,正是罗瑞卿所说的“遭受蹂躏、摧残的妇女”;另一类是富足型的,他们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觉得比起干粗活还不如做这行活计轻报酬高,对这些人来说,提供性服务就像一份普通的工作,没有受蹂躏、受摧残的感觉。

分析了商品社会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30年一直解决不了卖淫问题。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前30年的计划经济社会,也就不可能用生硬的禁止方法彻底解决卖淫问题。时代变了,社会环境改变了,禁娼政策不改变就只能失效。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卖淫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性关系都是出于自愿完全免费的,人既不会为长期饭票(当配偶、当二奶、当情人)而提供性服务,也不会为短期饭票(当娼妓,当性工作者)而提供性服务,性根本不是服务,是两情相悦,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个人相互满足性欲,共同追求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

现当代一些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之后,已经出现卖淫业衰退的趋势,美国193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高达30%以上,197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以下;作为对照,中国193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几乎为零,197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已经超过20%。(见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这个时间段两国的卖淫政策都没有过什么大的改变,美国是不严厉打击的政策,中国是严厉打击的政策。由此可见,卖淫现象的兴衰与打击不打击关系不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更大。在西方国家,性工作者中患有性病的比例一般控制在5%以下,而中国性工作者性病率在80%以上,即使冒着得性病的危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得了艾滋病就基本等于死刑),人们还要去做,怎么打击也不行,就是因为有刚性需求,这个刚性需求用法律严厉打击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用道德谴责的办法更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做无用功。

我认为根本解决卖淫问题的办法在于:汲取西方性革命的经验,对人们的性需求采取一种更宽松的政策,就像1997年取消流氓罪(刑罚惩罚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一样,取消各类对人们性需求的严刑峻法,如聚众淫乱罪(刑罚惩罚所有三人以上的性行为);将淫秽品法改为分级管理制,以便满足一部分成年人的性需求(不应再抓捕看色情片的民工和录像店老板);对婚前性行为持更加容忍的态度,以便使一部分暂时找不到结婚配偶的年轻人的性需求得到满足;多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搞好全民特别是农民的老年养老福利制度,降低人们生男孩的欲望;将对性工作者罚款和劳教的政策,改变为为其治疗性病、提供其他社会技能和就业机会的服务型政策,为防止性病传播,严厉推行百分之百安全套制度,严密监测,随时抽查,惩罚不用安全套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性病传播。只有用这套全面治理的办法,下这样的长期功夫,才能根本扭转卖淫蔓延的势头,早日到达发达国家中卖淫业整体衰落的转折点,最终实现彻底消灭卖淫的目标,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没有卖淫现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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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基本上还是大实话的,不过GCD能放下这个面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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