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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茅于轼:利比亚人民缺的是人权

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不是低级趣味的人,而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了弃权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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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简介: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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