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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左小祖咒:天不尿我我尿天

左小祖咒,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十多年后,这个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已经成为众多前卫青年、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撒谎有时候负担太重,但撒谎是天生的,小孩儿一两岁就会撒谎,它是一种本能,到了成人就跟放屁打嗝一样。撒谎,贪婪是人间最大的罪过。

偶然撒谎不算,不能撒一次谎就说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比如,我相亲的时候就不能跟岳父说真话,我要说我初中没毕业,但出过多少本小说,出过多少张唱片,一个月挣几万块钱,他怎么可能相信呢?我这不是找抽么?当时我岳父灌我酒,我坐在农村的长条凳上,喝多了往后一倚,就掉到地上去了,我那时候醒了,醒了还是不起来,就此装醉拉倒。看我头撞到墙上了,我岳父赶快来扶我,说,你喝醉了,你还行么?我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当时我太紧张了,我真有可能把我诚实的一面告诉他,说我是一个身体强壮,有信用,有经济基础的这么一个男人,但这不是神经病吗?要把这些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我岳父,需要很多人生的技术。

人跟不懂行的人打交道最紧张。当然我岳父不懂行,岳父也是第一次当岳父,对不对?

见到Bob Dylan我也会紧张,我跟他很在行,但是我仍然紧张,因为我语言不在行,用肢体一顿狂拥抱也不行,人家跟我不熟,虽然我是个嬉皮士也不能谁都去抱。

人与人交往,就是他妈的眉高眼低见色行事。

我也见过卡斯特罗的女儿和格瓦拉的儿子,我不紧张。因为那时我是角儿,虽然我语言不会。我是大艺术家,只要艺术家还没上场,场下就开始欢腾,那场演出就一定会好的——我只要去了就行。

对我来说,Leonard Cohen的音乐不闹腾,Bob Dylan的音乐比我闹腾,这是我认为的,很多不在行的人会认为我瞎说。Jimi Morrison我会跟他一起喝酒聊天,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因为他是个放松的人。Nick Cave也是这样的人。我不太可能跟Michael Jackson一起玩,感觉他是另一个星球的。Andy Warhol也可以一块儿玩但不会玩得特别长。Lou Reed是另外一种情况,我能跟他玩得来,他不说话,特别酷,但我可以说。

人与人交往是个性情,有的人互相欣赏就够了,有的人可以又欣赏又做朋友,还有的人就是吃喝玩乐的朋友,比如我和艾未未。
男人和男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像一种没有肉体的爱情关系,也许就是因为没有肉体才更长久。

肉体对肉体是有要求的,肉体就像一块肉,时间长了就腐烂了。

钱啊,是一个美丽的东西,就像食物一样。吃的时候认为它漂亮绚丽,出来的效果不一样。钱也是不干净的,不管是这个钱来得正道还是邪道。重要的是怎么能用它让自己开心,同时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分享它。

极端一点,我写过一个歌《恩惠》,讲一个女性叫阿丝玛带着她的情人和两个孩子走在塔克拉玛干——我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和孩子,父母不用再说了,其实每个人对父母真的不咋地。我为什么要让这四个人走在塔克拉玛干?故事前面还有一个员外,他爱说“多五百块我也不会富,少五百块我也不会穷”,那是我安排的另外一个角色,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可是在塔克拉玛干,钱没有用,人只是要一杯水喝,然后走出沙漠。我写阿丝玛最后走出来了,但她是吃着三个人的血出来的。每段我都写了一句话:“含着她情人的血”、“含着她长子的血”、“含着她幼子的血”,语言上用得极其简单和隐晦。《恩惠》这首歌就是让阿丝玛扔掉爱情和两个孩子,因为她没有水喝,这几个人死掉了,她喝着他们的血走出来,活下来——在特定的环境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是极大的勇气。

我觉得阿丝玛是个女神。

人生也是一样,从一个五六斤重的婴儿,长到一百多斤或者二百多斤。人活得重的时候就应该卸东西。有的老家伙到七八十岁碰到赚钱的机会还赚,存在银行,也不给孩子用,自己还省吃俭用的,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种人真的很变态,还特别多。

我是愤世嫉俗到走火入魔的人了,但是我现在慢慢地开始改。

以前我住在景泰桥附近,景泰桥底下住着个大概80岁的老人,我在那里待了两年,他一直住在那儿。我经常看到这个人,但不怎么理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千千万万个上访者中的一个,一跟他聊天肯定就是巨大的冤情,我既然帮不了就不要触动别人的伤心处。而且当时我虽然出了三个专辑但还是没钱,给他个五十一百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到了秋冬,看见老头在那儿捂着被子睡觉,黑黑的,有点受不了,我就轻轻地放了几块钱在他身边,那个老爷子突然惊醒了,一把抓住我:“干什么?”我说老人家不好意思,打搅你,给你几块钱,没别的意思。他非常有尊严地说:“你把钱拿走,我不是要饭的。”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要饭的,他说:“我家里有巨大的冤情。”我说:“我知道,老人家我有事,我先走了。”我把钱拿走,在他不远处又放下了,让他早上起来能看见——看不见也就拉倒。

这是2003 年左右的事,我是1999年写的《苦鬼》。有人问我歌里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了,我没那么大的想象力。

我想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励志。我的书《忧伤的老板》再版的时候终于加上了“励志”和“流行文化”的标签。我要求把励志写在最前面。

活得明白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乱糟糟的粪坑一样的环境里,只要取得了某些东西,就是成功,就是励志。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像我们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我很清楚,他们根本不喜欢我的音乐,他们也不一定喜欢我的言行,他们是喜欢我成功了。妈的这一套成功了!这个人有钱了,可以乱说话了,他们就喜欢这个。我恰恰这一点满足他们。

我说过,有钱才能考验人。人有钱了政府都会找你,让你把钱交出来一点给社会作贡献,你不交它也会想办法把钱弄出来,黄光裕就是例子。

我的孩子四周岁了,我到现在都不想教育她,我只是扶持她,拉她一把,如果她倒下的话。在教育上我不是一个高手。如果我真是高手,我立马成立学校,培养人才。

人要跟人打交道,人类还是有圈子的。音乐有音乐的圈子,艺术有艺术的圈子,他们还相互侵略斗争。我从小就知道这些。

小孩不把大人当做一个科类,我让我的孩子跟同类玩,这就是教育。至于洗脑教育——我想人生没有事情是全对的,弄点错的进去我才能告诉她:孩子,那个是错的,爸告诉你对的。

中国最牛逼的父亲是钱云会的父亲,他80多岁了,家里来一个人,他就卧倒一次,啪!“我儿子就是这么死的!”80多岁,一个箭步就倒下来了!兄弟姐妹都没戏,没几个有种的,钱都能买,就这一个老父亲牛逼。

以前我写:由于我一生带上了卑贱的烙印,在卑贱中堕落,带着卑贱又去责难他人的幸福,学会了用最恶心的伤痛来勾引他们的怜悯。有人说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不是,我知道天高地厚。陀思妥耶夫斯基太牛逼了,我等之辈在他面前就是娃娃。

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会说不知道。我左小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喜欢的亨利·米勒还锻炼身体呢,而且他还写育儿手册,讲怎么教育孩子讲得头头是道。不懂的人会说米勒是个颓废的人,而亨利· 米勒感动我之处就是他什么都懂,他还那样生活,他印书,挨家挨户地送,希望被人买。这事儿太牛逼了。

骄傲就是勇气和勇气的成功——必须要有成功。 因为人就是他妈的王八蛋啊,你不成功谁认识你?

我去年写了《英雄的亲戚》:左小成功了,谁都认识左小,“左小开裆裤是我买的,尿不湿也是我买的”——我小时候还没尿不湿呢。

人的成功有时候要激怒对方,同时要引起别人的讨论,但自己切不可轻易动怒,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做这些事情,但只要是我的东西,肯定就会刺激很多人。

当你们听到《大事》的时候,一定把你们刺激了——我总能想办法让你们兴奋起来。

我还说过,不亲自做的艺术就是当代艺术,这也刺激了不少人。能接受我一半就很成功了,说全部接受的大部分都是假话。

以后我要在我们家玻璃门贴上“禁止现场微博”,相机全没收。

当进入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微博是一个娱乐,也是一个自我宣传的工具。我跟管理人员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思想抱负,最多转转钱云会啊,什么毛片之类的东西,绝对不会煽动抵制祖国的事情。再说我没有反动的能力啊,我又不会英语,反动肯定要依靠国外的势力。

男人最重要的是做了一定要承认。还有,当大哥的要勇于帮兄弟承担。

实际上我给身边所有人都写过歌,但像把唱片献给父母,此歌写给父亲母亲这些事我都没有做。我不是那么一个煽情外露的人,我觉得我具备了深邃的情感,超越了这些。

如果我在歌里写一个人,他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他的名字是合适的;第二在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很坏的和一个很好的角色,或者是他将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第三,他已经死去,他曾经是我尊敬的、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的人。其他都不可以。

我的亲戚并不在乎这件事,他们认为我干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许他们觉得被我写进歌里就等于把他们卖了。

一定不要跟一个不怕死的人打交道。当一个人有所畏惧而又可以去死,他才是真正的,靠谱的人。

最近我写了一首歌,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猥琐年代的杰作。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谁说人定胜天?天不尿我,我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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