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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汪涵:最摩登的古代人

台上,他是游刃有余的湖南卫视当家主持,妥帖、老到,带来无数欢笑;台下,他是面面俱到有口皆碑的好男人,念佛、喝茶、看书、练字。他染尽人间烟火,却不为俗尘所扰;他向往散淡闲适,但仍有现世悲欢。时节正好,对汪涵来说,未来还在大路上。


“要懂得享受孤独。”

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初夏下午,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板一眼地说出这句话。

这是长沙市中心一家书屋中,楼高24层,俯瞰湘江,视野极好,装点得古色古香,一摞一摞厚厚的中华书局的书大多堆在桌上。他穿着人字拖,脚伸得直直的,手里轻摇着一把素白的折扇,不时抿一口助手端来的茶,神情里有轻松、自在和一点点淡漠。和电视上那个妙语连珠、包袱不断的他,不大一样。

他是汪涵,有上亿人在电视上看过他那张眉目分明的脸。眉毛深黑,嘴唇轮廓极鲜明,说起话来语速快而流畅,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下,挡不住眼角锐利狡黠的光芒。21世纪的前10年里,他主持过相亲、选秀、脱口秀和各类大型晚会,目睹过李宇春的横空出世,操持过超女快男、《天天向上》等节目,身边的搭档走马灯似地流转。

他得益于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在湖南广电这个平台上,凭借天赋、努力和机遇,一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悉心呵护着自己的羽毛。37岁的他,已婚,太太是圈内人,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和缺点是同一个:打麻将。他的口碑好到所有同事提起他只有交口称赞,多年的老搭档马可说,“我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缺点,这么多年,我光顾着学习他的优点了。”《越策越开心》执行制片人王知艺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出爱打牌这一个缺点。

在长沙,他的地位近乎于城市名片。湖南经视播出的《越策越开心》在本土更受欢迎,人们叫他“策神”(策是能侃能聊的意思),人人都知道他,都能说出一两件他的轶事。他是广告代言人、献血义务推广者,是报刊亭和公交车广告牌流动的风景,他自己都说,“有一天我再不济,湖南有6800万人,我就挨家挨户地敲门,说大哥我是汪涵,我混成这样了,你让我吃顿饭吧,就这样我都肯定饿不死。”

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所有这些来自何处。他说,“主持人的工作本身就占了先机,其他人的工作都在幕后,惟一在前面的就是我。稍微用点劲,运气稍微好一点,就上去了。”

但他谨慎地,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地,和舞台上的、别人认知的那个汪涵保持着距离。几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舞台上的汪涵挺熟的。”这次再问他,他坦率地承认,“我是老油条,我尽量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平时的汪涵和舞台上的汪涵,“一定不是同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具,见领导的时候、见太太的时候、见朋友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真实的自己,真不好说。”

他在节目现场对所有人笑脸相迎,对太太轻声细语,对朋友热情豪爽。采访中,妻子杨乐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看了眼手机,说“太太的电话绝对不能不接”,然后转身,半躺在大大的飘窗上,声音温柔得像浸满了蜜糖,“老婆”两个字的音调被不自觉地拖得很长。

这个下午,当他不再是所有人口中那个“大哥”时,他把腿翘起来,扇子放在桌面上,说自己抗拒电脑、抗拒微博——很多人用这些东西和看他的节目一样,“本身是在填补内心的寂寞,因为他们不懂得享受孤独。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片落叶掉到肩上,你都会无病呻吟。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只小狗对你眨着眼睛,你都会觉得好感动啊!孤独是内心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跟你交流,你可以跟天地精神独往来。孤独是内心已经充盈了幸福,他不需要别人来扶他一把。”然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结道,“要享受孤独。”

“大哥”令狐冲

很多年前,汪涵用令狐冲自况。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透着股自夸的意味。令狐冲有两大特点:天资高,一学就会;运气好,一到后山就碰到了风清扬。

他现在也还是喜欢自比令狐冲,也觉得自己有才华,运气好。而且,令狐冲学了九招,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汪涵说,“你来什么我化什么,招数就该越简单越好。几刀就足够我们应付这个世界了,只要实实在在地用到位,用到力度上。”

从管盒饭的小弟到台前主持人,他没用多长时间,24岁就在湖南经视有了自己的节目。而且,几档节目都红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他还没多少名气,但“走在长沙大街上,谁都认识了” 。

29岁那年,他出了本书,叫《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现在回想,他也承认,这个“仅此而已”还是带着点不甘。

真正让他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线主持人,要拜湖南卫视的几档选秀节目所赐。2005-2007年,选秀节目红红火火,他也随之水涨船高。那时他的固定搭档一般是何炅,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副咖。“何老师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记性又好,就一勤劳的小蜜蜂。我们俩平常都相互称对方为老东西,他这个老家伙吧,面面俱到。和他一起在台上,我特别幸福,看到一个缝隙,唰地一下就能扔出个包袱。比如说蔡依林有首歌叫《特务J》,何老师掌握着大局,我就能琢磨个小包袱,叫它特务勾吧。果然第二天,大家就都觉得这个挺逗的。”

在那之后,他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做副咖变成了带副咖。《天天向上》火得一塌糊涂,他“拖着一群小屁孩,自己都替自己累”,“总得想着今儿个,欧弟说了这么多,田原后面该怎么接,得做平衡”。节目里再出现全场痛哭的时候,他不能再像和何老师搭档时一样放松,得绷着把场面圆过去。下了节目,导演给他发了条信息,“我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得出话。”汪涵回复他,“我是一个主持人,我的工作要求我在台上要观察所有的情况,我不能痛哭出声。”

他在大哥的位子上,注意和一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保持清醒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刀都在最好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了自我,你就和观众一样了。”

“没办法,我是大哥呀”。他这么作结。

去年他再出书,名叫《有味》。描写的对象从自己变成了别人,寻访湖南、北京等地的“现代隐士”。“《有味》序言中我摘引了米沃什的诗,就是那首《礼物》。里面说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也不会令我觉得羞愧。其实这也是仅此而已。”他和8年前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现在,在他的节目组里,从监制、道具、灯光、搭档到来捧场的粉丝和观众,个个都叫他大哥。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这个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马可说,从《越策越开心》那时起,他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大哥。

这个大哥,意味着地位,也意味着责任。得镇得住场,发得出光。

一档有快女参加的节目中途,他坐在椅子上等,后座粉丝团叽叽喳喳讨论哪里的臭豆腐好吃。他转过头去,和她们一起讨论。“汪涵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易近人,一点不大牌。”一个快女粉丝团长说。在快女比赛的时候,汪涵一直都是对她们最好的工作人员之一。王知艺也说,“他会帮别人背东西,会和舞美的师傅聊天,我们都觉得他比我们还没架子。”想了想他又说,“他有时候对人好得都让我们觉得腻了。”

和他合作了十几年的湖南经视频道总监周雄说,“节目录制时间如果定在8点开始,汪涵永远会在7点50甚至7点40就到现场,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等他。”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为录制时间太长,另一个主持人发脾气,去和导演说,“把我的部分先录掉。”这个时候,是汪涵站出来说话。他说,“我也在这儿,我都等了十几年了,你不能等么?人家导演又不是没有工作,主持人就应该配合其他人。”

马可说,有一次在台下,见到汪涵正流着鼻血,精神状态极度萎靡,但一到上场的时候,他飞快地擦掉鼻血,上了台,“就跟充了电似的”。

他是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主持人,如果一定要让他做自己不满意的节目,采访不满意的人,他也会有情绪。“比如释道心,”他兴奋起来,“他上我的节目,我就把他整得差点还俗。这什么人啊。”

这次采访的前一天,他正在录湖南卫视的新节目《非常靠谱》。这一集要做“中华姓氏”,录到一半时,导演要他加一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首诗我们很容易想到谢家的没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短片……”他一下就急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这首诗和谢家没落压根没关系。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念出来感觉特别二,都接近我的认知底线了。我就坚持不念,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所有人都在旁边劝他,别纠结了,就一句话,念就念呗。

这个时候,“大哥”的身份就要求汪涵,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内心那个知识分子冲动,戴上面具,一字一句地按导演要求念出来。他说,“拿人钱财要与人消灾,这是我的工作。”

更多时候,他希望能够规避这些低级错误,也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够承担多一些的社会担当。陈子善送了他一本书,上面写着,“电视人和教书先生应该是一样的,汪涵先生以为如何?”他满心认同。他借用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电视也应该是这样的。”

他在琢磨,综艺节目主持人,到底应该综什么艺。“综的是模仿Michael Jackson、模仿各地方言、掌握什么乐器,还是别的?”
这么多年后,他的答案是,要综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综的是诗一样的语言,书一样的曲折和悬念,礼一样的节制,乐一样的律动,易一样的变化和春秋一样的分明。所以我的主持会有一些距离感。这是礼的距离,我希望有礼,执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希望达到一种温和的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节目中,他很少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这样的套话,他觉得这是失礼。“语言应该简短、优美,我希望我的节目像春秋一样分明、磅礴,所以你看到我会有所谓的态度,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做到了多少?也许没多少观众能体会到他的用心。大家每周五打开电视,就希望看他抖点包袱,图一乐。但这和他的坚持无关。

采访中途,汪涵站在书屋大大的窗前,指着湘江沿岸那些著名的老宅子和公馆。“统共有594处这样的宅子、公馆,我都做了表格,报到湖南省政协去了。我还把那些领导叫到我家,好茶招待上,然后就给他们讲,这些地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需要保护。”

“你还是政协委员啊?”

他得意了,“我是名人儿啊!找人递上去的呗。”

十方丛林

汪涵身边所有人提起他,都有一样的看法,“他压力肯定特别大。”然后补上一句,“但他挺会排解的。”

一度有各种传言,说他得了肝硬化。他出面辟谣,休假,继续主持节目,接受各类采访。

在所有采访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重申,说自己36岁一定会选择退休,说懂得放下才是自己认同的选择,说他不介意失去名利。他在靖港置了院子,信誓旦旦地说要在那儿休养生息。

上个月,他刚过完37岁生日,手上还有3档节目,靖港的小院子还在那儿空着。我用那些杂志上的原话揭穿他:“汪涵,你说话不算话。”

他的背脊陡然直立了起来,然后哈哈大笑,“做节目的那个是他,退休的是我。”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说过疲惫的是身体,逍遥的是心灵。退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逍遥自在吗?如果你的内心已经逍遥自在了,做不做事其实是一个样,有很多人退而不休呢!不像我,我是有这么多的节目在做,但我一天到晚都在这儿呆着,这不是一种退休的状态吗?”

然后他摇摇头,“我不再执着于身体上形式上的退休了。而且也退不掉啊,领导都来找你谈话。”

“佛家说十方丛林,人生不是只有进和退的,应该有10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是一条路。我这样的选择可能也是一种妥协吧。以前我是觉得工作是我手上拿起来的东西,所谓的成就啊什么的,所以我会想着放下。但现在我不觉得这是成就了,我已经不觉得我拿起来了,也就无所谓放下了。”

湖南经视找他谈了3次话,想让他做副台长,他坚决不干。他说,“我是主持人,当副台长多没劲啊。从‘主’的变成‘副’的,多不好呀。而且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当副台长那么庄重,不太适合我。还得起早床开会,得承担责任,和我的性格不符。”

周雄也承认,台里很想让汪涵当副台长。然后他感叹,“汪涵对这些太淡泊了,他看重的不是这些。拒绝了当副台长,还拒绝了好多条件更好的电视台挖角的邀请。这些我们都知道。”

在北京,汪涵买了房子,有络绎不断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湖南广电,甚至,他到现在都还称自己是湖南经视人,而不是湖南卫视人。他不肯去北京,觉得那里太乱了,诱惑也太多,呼朋唤友四面八方,他觉得,什么都不缺反而不好了。“我比较矫情,我一直都觉得所有的好东西之所以好,之所以被珍惜,就是因为前面加了个词,‘难得’。中国有句老话,‘不冤不乐’。我有可能是特别刻意地希望呆在长沙这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难得的清净,难得的远远看着星光璀璨的首都,看着他们五光十色的生活,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他享受这种距离感,他觉得这是骨子里就有的东西,“我喜欢的体育运动都不是有身体接触的,乒乓球、台球,所以我一直都和别人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让他自觉能够一直保持清醒。

所以他也本能地排斥网络,更排斥微博,他总觉得,那样会让电脑控制人,这不是他所能信赖的生活。说起这个他就着急,他说,“你写给爸爸的那个爱,跟写给男朋友的那个爱,笔画、情绪,一定不一样。比如你写给很铁的哥们,那个爱,一定是挥洒的。但是写给父母的,很可能是凝重的。用手写,轻重缓急一定不一样。但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字是完全一样的。这怎么可以?”
他的工作伙伴小小地抱怨着他的这点“不切人情”,策划都不能直接发给他邮箱,得先发给他的助手,打出来给他看。但他们都认同,这就是汪涵。对他所喜欢和不喜欢的都无比坚持。所以他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抱到化妆间,甚至当众亲吻这些书。

现在的汪涵是一个着迷于控制的男人。他有很强的控制欲,但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他控制自己处于一个豁达、平稳、自在的状态,控制自己不去钻牛角尖。他觉得这让他对很多问题都想得更明白了。“当你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并通过所谓的一种修行,把自己的光芒和魅力呈现出来,你就已经影响到了别人。这种管理本身就令人着迷,别人会不由自主向你靠近。”

他果然还是觉得自己像令狐冲,绝顶聪明,云淡风轻。其实这背后有极其强大的自信和清高在撑着,他说“我崇敬普罗大众”。我说,“这个词儿本身就带着‘他们是普罗大众,我是不一样的’那种自负。”

他一愣,缓缓地笑起来,“我承认我有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骄傲或者说是自负撑着他,给了他现在的骨架,让他有强大的底气和胆色疏离着、威武着,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些,无所顾忌地拒绝一些。换句话说,他得到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他得道了”。所以他活得圆融、晃悠,还敢于享受孤独。

汪涵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你的现状满意么?

汪涵:非常满意。我从来没对任何时间段的“当下现状”极其不满过。包括得病的时候,那时更好——得小病,享大福。而且那个病也不是痛苦万分的,只是人精力跟不上而已。反倒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喝了点酒有点微醺的感觉而已。我觉得得病只要不是特别疼,或者是对家人造成伤害,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我现在有3档节目,一周录3天,一个月加上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台里各种晚会,也就20天的时间要工作,还有10天是我自己会控制的。

人物周刊:
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汪涵:我不知道能否用“成就”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状况和我所处的位置。这两个字和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电视台主持人就应该是这样。湖南台这个平台非常好,我得益于此,同时我运气也很好。如果一定要说成就,我给了别人欢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汪涵:很向往,因为极其单纯,我们现在更加缤纷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色彩要单纯很多,服装、生活方式和人与人的交流方式都这样。我小时候家里做煤,外面下雨了家里没人,你根本不用担心煤会被淋湿,所有的邻居都会帮你把煤收进来,运到家里去。现在这种东西没有了,变得复杂了。现在小孩儿应该也很羡慕我们,我们小时候有那么多可以玩的,摸鱼啊,掏麻雀啊,现在他们只能玩任天堂游戏机之类的。

人物周刊:
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汪涵:梁漱溟先生有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么》,但我不会这样问。如果我有一天对这个世界要说什么,我只会说:我来了。来了后面就没有了,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只想说,我在这儿。王蒙写过首诗叫: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要用心去编织。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汪涵: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大行业走到了一个小小的瓶颈,大家互相模仿。有一个征婚节目,大家就都做这个,不做媒体做媒婆。我自己在想,电视本身不应该有太强的教化功能,而应该承担一定的娱乐功能。这些节目应该让人在电视前一坐,一个小时,乐吧颠儿的就挺好。我以前还想过全国所有卫视,按照收视排名依次递减,每天拿出一定时间来播公益广告和文化宣传片。比如第一名湖南卫视拿出10分钟,第二名拿出9分钟,这样总共就有55分钟,10家卫视播出。这样滚动宣传中国优良文化,比如二十四孝啊,或者温良恭俭让啊,这样就有担当了,有社会责任感。

人物周刊:
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涵:
我差不多到了男人最好的时候,也是最辛苦的时候。同龄人都想为家人开创更好的生活条件,加上自己有了一定的分析和认知能力,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压力就更大了。我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属于生活得非常好的,所以没有什么权利去替别人担忧,或者提醒他们该注意些什么。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汪涵:如果一定要说领袖气质的话,可能第一要敢于并善于表达,第二表达的言论要有新知卓见吧,最后是在自己的行业里被广泛认知,有社会担当,还得有悲悯的情怀。还有,是领袖的人就应该有微博啊,可以带动大家来讨论啊,传达一些新的想法。我最钦佩的人就是普罗大众,踏踏实实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的人,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去打扰他们。

人物周刊:
责任和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汪涵:自由,一定是自由。所有领袖的责任,都是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汪涵:马一浮先生的《泰和宜山会语》。他在里面借了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些观点,我从里面得到很多启发。我还特别喜欢木心的书。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或者担忧?

汪涵:“幸福”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词起源于宋代,那时有文称“幸福而惑”,这里的“幸”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追求“福”过了头,反而适得其反,感到很疑惑。你问我幸福吗?我会说我正在幸“福”中,我正在接近幸福。至于不安和担忧,我真的是没有。我吃穿不愁,父母康健,家庭和谐,事业稳定,现在又被评为领袖了对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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