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他是游刃有余的湖南卫视当家主持，妥帖、老到，带来无数欢笑；台下，他是面面俱到有口皆碑的好男人，念佛、喝茶、看书、练字。他染尽人间烟火，却不为俗尘所扰；他向往散淡闲适，但仍有现世悲欢。时节正好，对汪涵来说，未来还在大路上。
“要懂得享受孤独。”
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初夏下午，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板一眼地说出这句话。
这是长沙市中心一家书屋中，楼高24层，俯瞰湘江，视野极好，装点得古色古香，一摞一摞厚厚的中华书局的书大多堆在桌上。他穿着人字拖，脚伸得直直的，手里轻摇着一把素白的折扇，不时抿一口助手端来的茶，神情里有轻松、自在和一点点淡漠。和电视上那个妙语连珠、包袱不断的他，不大一样。
他是汪涵，有上亿人在电视上看过他那张眉目分明的脸。眉毛深黑，嘴唇轮廓极鲜明，说起话来语速快而流畅，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下，挡不住眼角锐利狡黠的光芒。21世纪的前10年里，他主持过相亲、选秀、脱口秀和各类大型晚会，目睹过李宇春的横空出世，操持过超女快男、《天天向上》等节目，身边的搭档走马灯似地流转。
他得益于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在湖南广电这个平台上，凭借天赋、努力和机遇，一路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悉心呵护着自己的羽毛。37岁的他，已婚，太太是圈内人，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和缺点是同一个：打麻将。他的口碑好到所有同事提起他只有交口称赞，多年的老搭档马可说，“我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缺点，这么多年，我光顾着学习他的优点了。”《越策越开心》执行制片人王知艺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出爱打牌这一个缺点。
在长沙，他的地位近乎于城市名片。湖南经视播出的《越策越开心》在本土更受欢迎，人们叫他“策神”（策是能侃能聊的意思），人人都知道他，都能说出一两件他的轶事。他是广告代言人、献血义务推广者，是报刊亭和公交车广告牌流动的风景，他自己都说，“有一天我再不济，湖南有6800万人，我就挨家挨户地敲门，说大哥我是汪涵，我混成这样了，你让我吃顿饭吧，就这样我都肯定饿不死。”
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所有这些来自何处。他说，“主持人的工作本身就占了先机，其他人的工作都在幕后，惟一在前面的就是我。稍微用点劲，运气稍微好一点，就上去了。”
但他谨慎地，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地，和舞台上的、别人认知的那个汪涵保持着距离。几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舞台上的汪涵挺熟的。”这次再问他，他坦率地承认，“我是老油条，我尽量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平时的汪涵和舞台上的汪涵，“一定不是同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具，见领导的时候、见太太的时候、见朋友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真实的自己，真不好说。”
他在节目现场对所有人笑脸相迎，对太太轻声细语，对朋友热情豪爽。采访中，妻子杨乐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看了眼手机，说“太太的电话绝对不能不接”，然后转身，半躺在大大的飘窗上，声音温柔得像浸满了蜜糖，“老婆”两个字的音调被不自觉地拖得很长。
这个下午，当他不再是所有人口中那个“大哥”时，他把腿翘起来，扇子放在桌面上，说自己抗拒电脑、抗拒微博——很多人用这些东西和看他的节目一样，“本身是在填补内心的寂寞，因为他们不懂得享受孤独。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片落叶掉到肩上，你都会无病呻吟。寂寞是心里空虚到一只小狗对你眨着眼睛，你都会觉得好感动啊！孤独是内心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跟你交流，你可以跟天地精神独往来。孤独是内心已经充盈了幸福，他不需要别人来扶他一把。”然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结道，“要享受孤独。”
“大哥”令狐冲
很多年前，汪涵用令狐冲自况。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透着股自夸的意味。令狐冲有两大特点：天资高，一学就会；运气好，一到后山就碰到了风清扬。
他现在也还是喜欢自比令狐冲，也觉得自己有才华，运气好。而且，令狐冲学了九招，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汪涵说，“你来什么我化什么，招数就该越简单越好。几刀就足够我们应付这个世界了，只要实实在在地用到位，用到力度上。”
从管盒饭的小弟到台前主持人，他没用多长时间，24岁就在湖南经视有了自己的节目。而且，几档节目都红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他还没多少名气，但“走在长沙大街上，谁都认识了” 。
29岁那年，他出了本书，叫《三十岁的汪涵——仅此而已》。现在回想，他也承认，这个“仅此而已”还是带着点不甘。
真正让他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线主持人，要拜湖南卫视的几档选秀节目所赐。2005-2007年，选秀节目红红火火，他也随之水涨船高。那时他的固定搭档一般是何炅，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副咖。“何老师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记性又好，就一勤劳的小蜜蜂。我们俩平常都相互称对方为老东西，他这个老家伙吧，面面俱到。和他一起在台上，我特别幸福，看到一个缝隙，唰地一下就能扔出个包袱。比如说蔡依林有首歌叫《特务J》，何老师掌握着大局，我就能琢磨个小包袱，叫它特务勾吧。果然第二天，大家就都觉得这个挺逗的。”
在那之后，他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做副咖变成了带副咖。《天天向上》火得一塌糊涂，他“拖着一群小屁孩，自己都替自己累”，“总得想着今儿个，欧弟说了这么多，田原后面该怎么接，得做平衡”。节目里再出现全场痛哭的时候，他不能再像和何老师搭档时一样放松，得绷着把场面圆过去。下了节目，导演给他发了条信息，“我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得出话。”汪涵回复他，“我是一个主持人，我的工作要求我在台上要观察所有的情况，我不能痛哭出声。”
他在大哥的位子上，注意和一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保持清醒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刀刀都在最好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了自我，你就和观众一样了。”
“没办法，我是大哥呀”。他这么作结。
去年他再出书，名叫《有味》。描写的对象从自己变成了别人，寻访湖南、北京等地的“现代隐士”。“《有味》序言中我摘引了米沃什的诗，就是那首《礼物》。里面说故我和今我同为一人，也不会令我觉得羞愧。其实这也是仅此而已。”他和8年前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现在，在他的节目组里，从监制、道具、灯光、搭档到来捧场的粉丝和观众，个个都叫他大哥。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这个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马可说，从《越策越开心》那时起，他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大哥。
这个大哥，意味着地位，也意味着责任。得镇得住场，发得出光。
一档有快女参加的节目中途，他坐在椅子上等，后座粉丝团叽叽喳喳讨论哪里的臭豆腐好吃。他转过头去，和她们一起讨论。“汪涵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易近人，一点不大牌。”一个快女粉丝团长说。在快女比赛的时候，汪涵一直都是对她们最好的工作人员之一。王知艺也说，“他会帮别人背东西，会和舞美的师傅聊天，我们都觉得他比我们还没架子。”想了想他又说，“他有时候对人好得都让我们觉得腻了。”
和他合作了十几年的湖南经视频道总监周雄说，“节目录制时间如果定在8点开始，汪涵永远会在7点50甚至7点40就到现场，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等他。”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为录制时间太长，另一个主持人发脾气，去和导演说，“把我的部分先录掉。”这个时候，是汪涵站出来说话。他说，“我也在这儿，我都等了十几年了，你不能等么？人家导演又不是没有工作，主持人就应该配合其他人。”
马可说，有一次在台下，见到汪涵正流着鼻血，精神状态极度萎靡，但一到上场的时候，他飞快地擦掉鼻血，上了台，“就跟充了电似的”。
他是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主持人，如果一定要让他做自己不满意的节目，采访不满意的人，他也会有情绪。“比如释道心，”他兴奋起来，“他上我的节目，我就把他整得差点还俗。这什么人啊。”
这次采访的前一天，他正在录湖南卫视的新节目《非常靠谱》。这一集要做“中华姓氏”，录到一半时，导演要他加一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首诗我们很容易想到谢家的没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短片……”他一下就急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这首诗和谢家没落压根没关系。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念出来感觉特别二，都接近我的认知底线了。我就坚持不念，当时就僵在那儿了。”
所有人都在旁边劝他，别纠结了，就一句话，念就念呗。
这个时候，“大哥”的身份就要求汪涵，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内心那个知识分子冲动，戴上面具，一字一句地按导演要求念出来。他说，“拿人钱财要与人消灾，这是我的工作。”
更多时候，他希望能够规避这些低级错误，也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够承担多一些的社会担当。陈子善送了他一本书，上面写着，“电视人和教书先生应该是一样的，汪涵先生以为如何？”他满心认同。他借用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电视也应该是这样的。”
他在琢磨，综艺节目主持人，到底应该综什么艺。“综的是模仿Michael Jackson、模仿各地方言、掌握什么乐器，还是别的？”
这么多年后，他的答案是，要综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综的是诗一样的语言，书一样的曲折和悬念，礼一样的节制，乐一样的律动，易一样的变化和春秋一样的分明。所以我的主持会有一些距离感。这是礼的距离，我希望有礼，执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希望达到一种温和的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在节目中，他很少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这样的套话，他觉得这是失礼。“语言应该简短、优美，我希望我的节目像春秋一样分明、磅礴，所以你看到我会有所谓的态度，我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做到了多少？也许没多少观众能体会到他的用心。大家每周五打开电视，就希望看他抖点包袱，图一乐。但这和他的坚持无关。
采访中途，汪涵站在书屋大大的窗前，指着湘江沿岸那些著名的老宅子和公馆。“统共有594处这样的宅子、公馆，我都做了表格，报到湖南省政协去了。我还把那些领导叫到我家，好茶招待上，然后就给他们讲，这些地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需要保护。”
“你还是政协委员啊？”
他得意了，“我是名人儿啊！找人递上去的呗。”
十方丛林
汪涵身边所有人提起他，都有一样的看法，“他压力肯定特别大。”然后补上一句，“但他挺会排解的。”
一度有各种传言，说他得了肝硬化。他出面辟谣，休假，继续主持节目，接受各类采访。
在所有采访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重申，说自己36岁一定会选择退休，说懂得放下才是自己认同的选择，说他不介意失去名利。他在靖港置了院子，信誓旦旦地说要在那儿休养生息。
上个月，他刚过完37岁生日，手上还有3档节目，靖港的小院子还在那儿空着。我用那些杂志上的原话揭穿他：“汪涵，你说话不算话。”
他的背脊陡然直立了起来，然后哈哈大笑，“做节目的那个是他，退休的是我。”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说过疲惫的是身体，逍遥的是心灵。退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逍遥自在吗？如果你的内心已经逍遥自在了，做不做事其实是一个样，有很多人退而不休呢！不像我，我是有这么多的节目在做，但我一天到晚都在这儿呆着，这不是一种退休的状态吗？”
然后他摇摇头，“我不再执着于身体上形式上的退休了。而且也退不掉啊，领导都来找你谈话。”
“佛家说十方丛林，人生不是只有进和退的，应该有10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是一条路。我这样的选择可能也是一种妥协吧。以前我是觉得工作是我手上拿起来的东西，所谓的成就啊什么的，所以我会想着放下。但现在我不觉得这是成就了，我已经不觉得我拿起来了，也就无所谓放下了。”
湖南经视找他谈了3次话，想让他做副台长，他坚决不干。他说，“我是主持人，当副台长多没劲啊。从‘主’的变成‘副’的，多不好呀。而且我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当副台长那么庄重，不太适合我。还得起早床开会，得承担责任，和我的性格不符。”
周雄也承认，台里很想让汪涵当副台长。然后他感叹，“汪涵对这些太淡泊了，他看重的不是这些。拒绝了当副台长，还拒绝了好多条件更好的电视台挖角的邀请。这些我们都知道。”
在北京，汪涵买了房子，有络绎不断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湖南广电，甚至，他到现在都还称自己是湖南经视人，而不是湖南卫视人。他不肯去北京，觉得那里太乱了，诱惑也太多，呼朋唤友四面八方，他觉得，什么都不缺反而不好了。“我比较矫情，我一直都觉得所有的好东西之所以好，之所以被珍惜，就是因为前面加了个词，‘难得’。中国有句老话，‘不冤不乐’。我有可能是特别刻意地希望呆在长沙这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难得的清净，难得的远远看着星光璀璨的首都，看着他们五光十色的生活，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他享受这种距离感，他觉得这是骨子里就有的东西，“我喜欢的体育运动都不是有身体接触的，乒乓球、台球，所以我一直都和别人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让他自觉能够一直保持清醒。
所以他也本能地排斥网络，更排斥微博，他总觉得，那样会让电脑控制人，这不是他所能信赖的生活。说起这个他就着急，他说，“你写给爸爸的那个爱，跟写给男朋友的那个爱，笔画、情绪，一定不一样。比如你写给很铁的哥们，那个爱，一定是挥洒的。但是写给父母的，很可能是凝重的。用手写，轻重缓急一定不一样。但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字是完全一样的。这怎么可以？”
他的工作伙伴小小地抱怨着他的这点“不切人情”，策划都不能直接发给他邮箱，得先发给他的助手，打出来给他看。但他们都认同，这就是汪涵。对他所喜欢和不喜欢的都无比坚持。所以他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抱到化妆间，甚至当众亲吻这些书。
现在的汪涵是一个着迷于控制的男人。他有很强的控制欲，但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他控制自己处于一个豁达、平稳、自在的状态，控制自己不去钻牛角尖。他觉得这让他对很多问题都想得更明白了。“当你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并通过所谓的一种修行，把自己的光芒和魅力呈现出来，你就已经影响到了别人。这种管理本身就令人着迷，别人会不由自主向你靠近。”
他果然还是觉得自己像令狐冲，绝顶聪明，云淡风轻。其实这背后有极其强大的自信和清高在撑着，他说“我崇敬普罗大众”。我说，“这个词儿本身就带着‘他们是普罗大众，我是不一样的’那种自负。”
他一愣，缓缓地笑起来，“我承认我有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骄傲或者说是自负撑着他，给了他现在的骨架，让他有强大的底气和胆色疏离着、威武着，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些，无所顾忌地拒绝一些。换句话说，他得到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他得道了”。所以他活得圆融、晃悠，还敢于享受孤独。
汪涵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你的现状满意么？
汪涵：非常满意。我从来没对任何时间段的“当下现状”极其不满过。包括得病的时候，那时更好——得小病，享大福。而且那个病也不是痛苦万分的，只是人精力跟不上而已。反倒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喝了点酒有点微醺的感觉而已。我觉得得病只要不是特别疼，或者是对家人造成伤害，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我现在有3档节目，一周录3天，一个月加上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台里各种晚会，也就20天的时间要工作，还有10天是我自己会控制的。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汪涵：我不知道能否用“成就”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状况和我所处的位置。这两个字和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觉得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电视台主持人就应该是这样。湖南台这个平台非常好，我得益于此，同时我运气也很好。如果一定要说成就，我给了别人欢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汪涵：很向往，因为极其单纯，我们现在更加缤纷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色彩要单纯很多，服装、生活方式和人与人的交流方式都这样。我小时候家里做煤，外面下雨了家里没人，你根本不用担心煤会被淋湿，所有的邻居都会帮你把煤收进来，运到家里去。现在这种东西没有了，变得复杂了。现在小孩儿应该也很羡慕我们，我们小时候有那么多可以玩的，摸鱼啊，掏麻雀啊，现在他们只能玩任天堂游戏机之类的。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汪涵：梁漱溟先生有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么》，但我不会这样问。如果我有一天对这个世界要说什么，我只会说：我来了。来了后面就没有了，该来的，自然会来。我只想说，我在这儿。王蒙写过首诗叫：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要用心去编织。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汪涵：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大行业走到了一个小小的瓶颈，大家互相模仿。有一个征婚节目，大家就都做这个，不做媒体做媒婆。我自己在想，电视本身不应该有太强的教化功能，而应该承担一定的娱乐功能。这些节目应该让人在电视前一坐，一个小时，乐吧颠儿的就挺好。我以前还想过全国所有卫视，按照收视排名依次递减，每天拿出一定时间来播公益广告和文化宣传片。比如第一名湖南卫视拿出10分钟，第二名拿出9分钟，这样总共就有55分钟，10家卫视播出。这样滚动宣传中国优良文化，比如二十四孝啊，或者温良恭俭让啊，这样就有担当了，有社会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汪涵：我差不多到了男人最好的时候，也是最辛苦的时候。同龄人都想为家人开创更好的生活条件，加上自己有了一定的分析和认知能力，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压力就更大了。我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属于生活得非常好的，所以没有什么权利去替别人担忧，或者提醒他们该注意些什么。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汪涵：如果一定要说领袖气质的话，可能第一要敢于并善于表达，第二表达的言论要有新知卓见吧，最后是在自己的行业里被广泛认知，有社会担当，还得有悲悯的情怀。还有，是领袖的人就应该有微博啊，可以带动大家来讨论啊，传达一些新的想法。我最钦佩的人就是普罗大众，踏踏实实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的人，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去打扰他们。
人物周刊：责任和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汪涵：自由，一定是自由。所有领袖的责任，都是让更多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汪涵：马一浮先生的《泰和宜山会语》。他在里面借了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些观点，我从里面得到很多启发。我还特别喜欢木心的书。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或者担忧？
汪涵：“幸福”其实是一种状态，这个词起源于宋代，那时有文称“幸福而惑”，这里的“幸”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追求“福”过了头，反而适得其反，感到很疑惑。你问我幸福吗？我会说我正在幸“福”中，我正在接近幸福。至于不安和担忧，我真的是没有。我吃穿不愁，父母康健，家庭和谐，事业稳定，现在又被评为领袖了对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