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我的生死北大。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伤心了，毕业了，盼着有一天还能再聚首。
１.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但越南语却成为他熟练操纵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郎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言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几天的一连串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２.
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俺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怀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壁，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公分。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