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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龙应台:生气,没有用吗?

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龙应台:生气,没有用吗?这写于1984年的文章,到如今竟然仍不“落伍”,只是台湾变了情况,台湾检举达人靠抓“乌贼车”月入三万,我们什么时候跟进?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冒着黑烟行驶的机动车昵称)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零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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