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后记
青春美貌是注定要贬值的东西，而增值自己的知识智慧是人类进化的唯一方式，总有些人因为自己只有青春，没有智慧，所以嚷嚷着应该趁着还有青春，先吃青春饭——于是他们老了，然后他们饿死了。
变老和成熟是两个概念，正如你所说，既然利用天然资产投机倒把的可能性已经消失，那么耐下心来老实积累自己的人文社会资产就更加理所当然了。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但在现有条件下利用现有资源把自己安排得舒适点就好了——50岁以后再去追求人生意义都不算晚，只要你的心还在，梦还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女性的青春美貌兴趣远不如她们的智慧修养，因为我很贪婪，要追求的是更加永恒的事物。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