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其实有两个，一是口中所言，一是内心深藏。静听学者薛仁明，帮胡适说的几句心里话。
胡适有显隐两面。显者，众人皆知；隐者，不妨说说。
王鼎钧《文学江湖》有载，一九五九年，他三次参加胡适主持之会议，感受是，“‘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这满室春风，表面看来，是受英美绅士传统之影响；但骨子说来，其实是胡适自幼熏陶的儒家气质，是那种不酸不腐且温柔敦厚的最好的儒家气质。胡适虽批评孔家店，但自己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恂恂儒者。后来，许多人学胡适，只学成名后的他；误将他口中的反传统，既当真，又落实。结果，学了半天，没人学得岀胡适那种品格与气度。
胡适其实有两个，一是口中所言，一是内心深藏（深藏到未必自知）。
王鼎钧书中又载，一回，会议讨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胡适才看到题目，顿时提高嗓门，言道：“《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理由是，“《红楼梦》没有Plot（情节）”，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
胡适这话，说得好。因为这话，非常“胡适”！
依显性胡适之所言，小说得像《基督山恩仇记》那样，才算好看，才有艺术价值。但可怪的是，明明这么好的小说，以胡博士之好学博闻，为何要那么晚年且还是朋友所送，他才首度阅读呢？更可怪的是，明明《红楼梦》无啥艺术价值，但胡博士怎么又反复玩读，终至成一“红学专家”呢？甚至，今日胡粉甚多，胡适专家亦伙，胡适资料更是卷帙浩繁，大家不妨去查一查，或是猜一猜：五九年之后，直至六二年去世，适之博士若闲暇无事，寻常翻阅，或与人闲聊，会较多是《基督山恩仇记》呢？还是《红楼梦》？
说到底，《基督山恩仇记》，是他口中所言，是“全盘西化”的胡博士的脑；《红楼梦》，则是他魂魄深处，是“温柔敦厚”的胡适之之心。
“全盘西化”的胡博士，大家都熟，就毋庸赘述。至于“温柔敦厚”的胡适之先生，且容我越俎代庖，代说几句他始终没说也未必能说的“心里话”。
首先，中国的小说，和西方小说，根本体质不同。
中国小说，向来不重视那种紧密的、环环相扣的、充满戏剧张力犹如好莱坞电影式的所谓Plot。传统小说，当然会有情节，有结构，更有布局，然而，都不会是那种令人兴奋让人紧绷使人喘不过气的漩涡式叙述。中国最好的小说，必然是处处闲笔，让人有光阴徘徊，有风景无限。换言之，最好的传统小说，定然是意趣盎然，多有诗心。
被唐诺、朱天心等人誉为“海峡两岸小说第一人”的阿城，就曾说过，《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古典小说之顶峰，其因素，就是“诗”。这不单指小说里俯拾即是之大量诗句，更要紧的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
诗，是中国人的开豁与解脱；“诗的意识”，是放得了，宕得开；是眼前当下，一切俱足。“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影入深林，复照清苔上”，无前无后，无始无终；不必原因，不用结果。当下这一刹那，自成其大，便有其好。佛经有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正可借来说明诗之当下饱满。于是，你读《红楼梦》，单读一回，也好；随意翻到某页，朗声而读，顿觉口齿留香，满室芬芳，更好。
其次，中国是诗的民族。
诗的民族，意思是，中国文化每一区块，皆有诗之意识。西方文化，譬如百米竞赛；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争竞者瞬间爆发，铆足全力；观众屏气凝神，紧张刺激；大家关注者，唯终点何人胜出耳。中国文化，却似登山；可锻炼体魄，可登高望远，也可闲散身心，更可不为了什么，纯粹只因今日有着好心情。同样地，登高可以攻顶；可以中途力竭而后返；也可走走停停，沿途赏玩；更可曲径通幽，一步一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然后，伫足回望，满目青山。这满目青山，就是诗。
正因是诗之民族，所以，即使死生交关如赤壁之战，曹孟德也依然横槊赋诗，临阵安闲。也因此，此役灰飞烟灭，《三国演义》却不疾不徐，先去敷演那饶富趣味之孔明借箭，正引人入胜之际，偏又宕开，转而铺陈那长长一篇《大雾垂江赋》，“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更因此，京剧有《借东风》一折；孔明借罢东风，不容于周郎，遂安排赵云来接；接驾之事，其实紧急；但赵云出场，却只见英姿飒爽，舞台上威风凛凛地来段起霸。台下观众，也只关注这扎靠大武生之手眼身段，利落帅气之处，还不时要爆岀个好！
曹孟德是诗人，《三国演义》有诗意，《借东风》则是一片诗情。即使京剧台下，也是一群诗性观众：他们无人悬念孔明安危，不受Plot束缚；他们在赵云起霸之际，凡事宕开，当下自足。所以，中国是诗的民族。这诗之民族，将诗之意识引入小说，于是，中国有了《红楼梦》。
胡适之先生，生前死后，令人思之不尽；因为，他的一生，最得诗教“温柔敦厚”之旨。他这温柔敦厚之人，骨子里，其实是个诗人。既是诗人，在内心深处，眷恋最有诗之意识的《红楼梦》，不亦宜乎？反之，你若以为，《基督山恩仇记》这种强调Plot的小说，当真会触动适之先生的魂魄深处；那么，我只能说，你实在太不了解胡先生了！（来源）
作者：薛仁明 台湾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