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集体早操。我站在广场上，人很多，声音很多，但是没有广播在播放：第一节，伸展运动——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正如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且集体做早操。中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且集体做早操。大学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军训一起参加一二九合唱并且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了集体早操可做。
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坐班，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的概念，没有集体宿舍，没有一二九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开始写论文了，再后来又博士后了，更是成了一个学术的孤魂野鬼，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既没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谁。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那些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每当我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某个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并且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哪像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不管他有没有空，不管他烦不烦，不管对他有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会稀里糊涂的聚到一起。辩证法这事，可真叫人伤脑筋。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今天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有一个聚会，轮流主持案例讨论，这么冷的天，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才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还来不及呢。因为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群，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我站在广场上，人很多，声音很多，但是没有广播在播放：第一节，伸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