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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田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本文的主人公田星28岁才知道,一边是北京体面的生活,一边是昆明麻风病公益志愿者,你会如何选择?

司占杰与田星在西双版纳

直到28岁,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边是北京、外企、体面的日子,另一边通往昆明、爱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来到北京的第10个年头。2001年,她从老家贵阳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

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田星“无偏差”地一路走来。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个与自己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服务这样的人群,麻风病康复者?”

田星对麻风病的记忆,来自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纷纷主张将她烧死。

网络的另一端,活动组织者司占杰正盯着田星的简历犯糊涂,一时没搞懂那些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又返回穷乡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个麻风病村和数百个自然村落,试图让麻风病康复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纳。

那一次的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麻风病康复者时,尽管看过资料,田星感受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他不怕被传染吗?”看着带队的司占杰自然而亲密地与康复者们接触,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开始尝试着克服自己的恐惧。在天安门前合影时,她让自己与康复者肩贴着肩。第二天爬长城时,她一路挽着一位康复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传着吃一袋冬枣,田星左右为难。“他们也碰过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个了?”最终,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着的枣放进嘴里。

在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随后一个月的云南回访活动中,同样生于80年代初的两个年轻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着司占杰走进麻风病村,司占杰随口问一位康复的老人,是否认得田星。老人马上激动起来:“记得呀,照相的时候你没有躲开我呀!”另一位康复者告诉田星,他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觉到志愿者的爱护,“又有希望了”。

“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这是她反复想过的。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两年里,她看着身边的同事都“努力、诚恳、愿意奋斗”,期待着“一级一级升上去”,自己却总是幻想“另一种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她一次次拷问自己,脚步却没有挪动。

她已经习惯,让心中的声音对现实妥协。高三时,选择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过上“随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来,还是自觉埋头作业,“读书读书,不停地读”。全年级800多人,每次大考她总能挤进前20名,最终顺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协了,内心还像文学青年那样,多愁善感。”一个大学好友这样评价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

司占杰听后一言不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田星纳闷。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跌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多年以来,她接触的男性大多关心“事业、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气这样做。当年她选了会计专业,仅仅是为了稳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个冷门。上了大学,尽管她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大家都说好,都说“毕业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还是出于安全感和惯性……”她解释道。

其实,对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没有太多眷恋。她原本与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迁去昆明,可对于证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纸户籍,她又心生不舍。“毕竟这是个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够得到,现在我又有机会去得到……”尽管她也说不清,这户口在未来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从北大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没能给她落户资格。如今,海归的身份重新给了她这个机会。今年3月,她开始按程序办理,但手续繁琐,预计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办好。

为了早日与男朋友团聚,田星想过放弃户口,直接辞职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但还要迎合它。”她在心里骂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

“我的风格是,大概认准了,就不顾一切。”31岁的司占杰语速飞快,习惯性地双手比划着。

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我们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词评价他——不走寻常路。”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个社会都有,你这个工作,以前我没听说过。”“扶贫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没关系的。”“你的才华应该去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嘛。”

末了,三叔强调更实际的:“你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单位,你去考公务员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以标准分769分夺得通许县的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在乡中当老师、教过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兴,特意花钱租来一部投影仪,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后,还办了一场酒会。几杯酒下肚,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子嘱咐了一句:“好好学习,以后多挣点钱。”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年轻人有着与父亲同样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师“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春节回家,他就拍着胸脯对父母保证:“以后给你们在滇池旁买个小别墅,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菜呢!”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之外,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但在老家那个两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却嫌他“丢人”,一时没好意思告诉亲戚邻里,这个儿子毕业后“又跑到山沟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会”后,四叔当晚气得没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来训了一夜。在四叔眼里,这个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门邪道,“变傻子了”。

除了强调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的“意义”外,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再怎样辩驳。春节过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转至另一家公益机构,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让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活得更有尊严。

可爱情之于他,一直显得遥不可及。“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这条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见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现了。”

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电话里听说田星谈了对象,母亲急着询问。

“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

“那钱从哪儿来?”

“要自己筹款。”

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告诉你,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了。”田星无奈。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经济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听,心里发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紧张,吃完了咱们再谈。”

“你还是继续做法律比较好,在中国,你做这个不行的。”饭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们上网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这等于暗示,“你这个人还行,但工作不行。”他试着寻求共识:“我明白,你们是希望我们好好生活,有正经的职业,稳定的收入……”

聊着,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转行,回了一句:“理想主义害死人呐!”

第二天,四人共进晚餐后,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田星的父母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考上了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父亲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工厂里当机械工程师,母亲留校任教。这对遭遇了时代波澜的父母,心里总有遗憾,所以盼着孩子过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学习,将来干一番大事业”,这是他们最频繁的叮嘱。

女儿刚刚本科毕业时,他们就卖掉了贵阳的两套房产,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他们期待孩子海归之后更上一层楼,找一份更“高级”的工作。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们一度张罗着给她介绍“家里当官的”,好让她“以后不用受欺负”。

眼下,田星的选择让这对已经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满了失望。“你看你现在,工作这样,恋爱也这样。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原来在很多人看来,你都是比别人优秀的,但现在……”待在北京这段时间,老两口的埋怨没停歇过。

对这种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后接受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母亲则在农活之余为家里的诊所打下手。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

司占杰上大一时,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也就承载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他工作后,母亲一直唠叨。父母还曾愤怒地打电话到昆明,抛下一句:“你不辞掉工作的话,就永远别往家里打电话了!”

儿子在电话里一时说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丧之极,最后还是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中,司占杰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父母。他试着用父母熟悉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云南来的麻风病康复者在天安门广场。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便感到无法抽身离开。那时,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县的农村探访麻风病康复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前,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老式蓝布中山装的老人在雨中呆站着。

“我忘不了那种神情,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他已经被疾病摧毁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名叫李光学的老人,年轻时感染麻风病,痊愈后离开了强制隔离的麻风病村,却因村民的歧视而不能返家。过去30年里,他长期离家独居,一个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开始联系村长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释麻风病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他还住进了李光学儿子家中,近距离地动员劝说。不过,最有效的还是“以身作则”。他常常与李光学一同进村,有说有笑地与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 老人终于如愿返村安家。

为了争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帮助像李光学这样的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讲给父母听。2006年,他甚至把母亲带进了麻风村,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工作。

行医的父母也渐渐开始关心这些受折磨的人,与儿子通电话时常常问起康复者的近况。可他们对儿子的责怪,却没有停止。


田星、司占杰及其同事走访云南乡村。

“不光是我的父母,对整个家族都是很大的打击。”司占杰渐渐明白,他的个人选择原来关系到整个家族。村子里,叔叔们常常明示暗示,这个侄子没去当个有权有势的官,过年时开个小轿车风风光光地回来,这让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无能”。

母亲明白,亲戚们是觉得“没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对外他总是护着儿子,“我儿子不是当官的料,他实在得很,不会说谎”。可回到家里,她还是忍不住为儿子担忧:“你30多了,没房子,没车子,没媳妇,还是穷光蛋一个,这咋弄呢?”

“该有的总归会有的,至少现在,我还有饭吃。”司占杰总是乐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没办法,只能感叹一句:“拉不回来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点:“人总归要离开父母,心理上实现独立的。”

我不受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选择独立于父母。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她试图向父母发出信号——自己“态度坚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信号始于一个简单的拒绝。尽管从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田星还是让自己“忍着”,没有搬到父母在她办公地旁边租下的房子。

可每个周末去看望父母时,听着他们不断表达“失望”和“伤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抓住这点,不停地说啊说。”

对这个独生女儿,父母从小精心培养。当她还躺在婴儿床里时,母亲就用一条红绳,连接着她的小手和挂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会留意到五颜六色的东西。“她担心我整天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变傻了。”

她刚上小学时,母亲最爱带着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认植物,培养女儿的各种兴趣。有次,贵阳突然下了场大雪,中午放学时,本该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现在校门口。“快走,我们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难忘。

可后来,这种爱护和关注渐渐成了负担。田星记得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开始向班主任打听她在班里的名次。尽管那时学校并没将学生的成绩公开排名,但她害怕让母亲失望,还是不断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学,父母依旧敦促她“好好学习”。大一时,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独立赚钱,父母坚决反对。“学习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钱,我们可以寄给你呀!”母亲打来电话说。田星最终罢休,心里却始终耿耿于怀。

她很少向父母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在一旁仔细研究,她心里却只是“高兴了5分钟”,随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许多年后,当她坐在北京国贸拥有大片落地窗的办公大楼里时,才明白过来,“人生的空虚,不是通过这样的‘成就’可以填满的。”

留学美国时,她越发抵触所学的专业,倒是重温起在北大时参加爱心社的热情,进入一家为贫穷儿童提供免费早教服务的公益机构实习。“真的,那是自发的动力。”如今她一字一顿地强调。

对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们只是感觉,女儿离他们越来越远。一次父亲对她唠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烦地顶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来,母亲偷偷对女儿说:“你爸刚才哭了,你这样跟他说话。”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来电,通知女儿他们已经坐上返回贵阳的火车。这让田星又陷入了纠结,“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个田星说:“我让父母失望了,怎么办啊?我的人生好失败啊!”另一个田星却说:“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实现,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着几乎相当于父母全部积蓄的钱出国留学时,田星曾想着回国后跻身待遇诱人的投资银行,全力回报父母。可如今她渐渐发觉,用自己的人生去满足父母,“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我只能跟他们说,我不受你们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会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爱上了有关人生目标与人生意义的书。在一本书中,她读到了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但20年,你得做多少选择啊?”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有两个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了物业。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你那个什么国际组织,不就是国际乞丐吗?”兄弟常常开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学室友牛正勇记得,司占杰那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铺夜话一场,众人倾诉职场烦恼,司占杰则说他在农村碰见的各种底层故事。

很快,聚会的形式有了变化。牛正勇读研后当了公务员。另一室友在银行系统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为支行副行长。同学碰面的地方,渐渐转移到高级饭店与KTV。吃饭之余,大家习惯性地一轮一轮碰杯敬酒。

“同学之间越来越有客气的一套,他们已经练就了,觉得是自然的,我就越来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怀念从前一群小伙子挤在宿舍里,煮碗面条,围着电视看央视科教频道的日子。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就步步领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会档次越来越高,他“付不起钱”,也不习惯总让别人付钱,一度常常缺席同学聚会。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抵达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们儿开着车,齐刷刷地在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

这样的期望不仅在朋友间。“人家那河南大学毕业的,才5年,现在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了。更别说我那学生……”在老家,四叔总重复类似的故事,以此“激励”司占杰。他推断,这个侄子如果当年进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该当处长了”。

四叔甚至为他拟定了补救方案:“你去考个河南省公务员,正正合适。”如果不从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资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国名牌大学回来,应该在两万左右。”

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一个月拿两千多元的工资。

“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基层锻炼,随着年龄增长,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难接触基层了。”这是他的信条。

在美国学习时,一位教授的忠告让司占杰印象深刻:“你们毕业后,一定不要马上跑去联合国、盖茨基金会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这些“高级”组织难以让从业者真正接触弱势群体,获得锻炼。

今年年初,为了做更专业的服务,司占杰与一些同事离开了原先的机构,创办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我在金钱上的理想比较低,社会方面的理想比较高。”他这样评价自己。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现在,爱情是第一位的!”自从认识了田星,司占杰嘴边就总挂着这句话。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他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突然表示,为他俩“开心”。常常与孩子相隔异地,母亲总担心女儿的生日太冷清。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上个月,她休假回贵阳,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越发明白,现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当年她刚进入北大时,系主任就对全班同学“教诲”道:“其实会计我也不喜欢,但已经上了贼船,你就要学会怎么跟贼好好相处。”

可田星学不会。她无法忍受整天面对表格、重复性记账的工作。每个星期日的晚上,她都感到郁闷。公司给每个员工送了一本讲敬业信念的书,《爱上星期一》。“我还是爱不上星期一。”她苦笑着说。

对星期一的焦虑,田星从小就有。小学时的周日晚上,游玩一天后,她跟着父母坐公交回家。“我就数着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两棵……就到下一个路口了,再转个弯,就到家了。唉,美好的一天就过完了,第二天,又要上学了。”

她急切地希望逃脱这个怪圈,过上一种“内心真正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的生活,毕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对未来要做出改变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满恐惧。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着被子哭。

“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次争吵中,田星忍不住责怪司占杰对未来的日子“不太负责”。在心底某处,这个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着与父母同样的担忧。

“我还是不想过需要太斤斤计较的生活。”平静下来,她语调缓慢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过上那种日子,我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只有在这个时候,司占杰会感到“很受打击”。他理解女朋友的纠结与犹豫。参加她与同事的聚会时,他在一旁默默观察,心里想着如果田星继续努力,几年之后也能成为像模像样的“外企高管”,过上体面而安稳的日子。

“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一直推着,这力量不知道哪里来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大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说。

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

(摘自《 中国青年报 》2011年11月30日 12 版,记者:陈倩儿)



 

13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我们始终面临的问题是:“是让梦想向现实妥协,还是义无反顾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是随波逐流追逐他人眼中的“成功”还是忠实于自己最初的梦想?”我觉得好难,现实与梦想的矛盾,好难。难道一辈子都要受他人控制,做他人的木偶?很欣赏司占杰可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深深祝福他们这对心灵相通的恋人,愿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坚持最初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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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看完了,是一会流泪一会沉重一会兴奋的看完了。还是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遵从内心的理想主义者都是蛮“受苦”的,但我相信最终会是笑得最甜最好的。特别是在金钱就是一切的现实社会,压力非常的,特别是来自亲人的失望,如果没有非常强大的内心是很难去坚持下去的。但田星与司占杰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应该对残酷的现实有掌控的能力而不是害怕。万事开头难,也许通过你们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有个很好的慈善组织从你们的坚持中诞生呢。这很值得期待!倔强的理想主义者真的没办法去妥协现实,因为想法不同所以内心的感受很不一样的。“高级的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可是也许那是他们内心真的就想要那样的生活;而有的人会跟随内心的那个声音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样才会真正的快乐,而选择这样的生活就注定穷困潦倒吗?田星与司占杰,永远祝福你们!原一切美好的都时刻陪伴在你们的身边。坚持就是胜利!前途光明,路途艰难!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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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能理解和支持田星与司占杰,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幸福快乐,坚持自己内心所想。。。。特别想知道你们以后,希望能收到你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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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常理解,我们虽不是从事NGO,但我们的经历差不多,得不到家人的理解,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幸好现在都过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幸福,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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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看完感触很深,很震撼,跟着内心走,很多人期待的,但是现实很残酷,跟着内心走,会很难,有很大的阻力,但是祝福田星和司占杰,你们一定要加油,你们会幸福的。顶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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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司占杰—-我想问你的是,你给父母什么帮助了?精神上,物质上?人可以有你的理想与追求,都没有错,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的方式有很多,满天下的弱者,多的你数不过来,单纯靠你一个人身体的力量能做多少呢,你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可是你的这种行为有多少人理解呢,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人的理想是通过现实生活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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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做一点总比不做好,能帮一个就会少一个处于痛苦中,甚至多一个家庭有了幸福。。。如果被大多数人理解了那么就没有这篇文章了。。。如果你和我们班同学一起上司老师的课,聆听每一个麻风患者讲自己的康复人生,也许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质疑变得无意义了,而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我个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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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司占杰—-我想问你的是,你给父母什么帮助了?精神上,物质上?人可以有你的理想与追求,都没有错,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的方式有很多,满天下的弱者,多的你数不过来,单纯靠你一个人身体的力量能做多少呢,你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可是你的这种行为有多少人理解呢,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人的理想是通过现实生活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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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所要追求的乃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与快乐。这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而这却通常与我们被预设的道路相左,所以内心会受到煎熬。
    再加上亲人的失望,朋友的不解甚或有些人的嘲讽,都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纠结。
    所以追寻梦想不是件容易的事,却是件很重要、值得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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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纵观全文我唯有真心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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