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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

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非常有内涵有价值,作为社会人,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静静思考。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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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看不太懂,但道理好像挺深刻
    我才初三。确实是不同于别的文章的好文章,留着以后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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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文章,说到我心上了:
    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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