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成功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人们集体被逼上梁山。为了成功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超越底线，可归根到底，我们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知足呢？
我在火车上见识过一个囚犯，戴着手铐脚镣，一左一右两个警察，便衣，一脸谈笑风生。囚犯一脸胡须，满脸慈祥，对每一个他见过的人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他无聊时，提出跟我下一盘棋。我说我没有棋，他说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他转头问警察可以不可以，胖警察嘴唇蠕动了一下，看似不满。瘦警察动了动嘴唇：“让他买吧，以后从他家里留下的一笔钱里扣。”
胖警察花十块钱买了一副象棋。囚犯听说我在北大读书，饶有兴致的跟我下了三盘。我输了三盘。我想，他心里一定很有成就感。他一边说自己是侥幸，一边笑容灿烂像花儿一样。
下完棋，到夜间了，他该睡觉，但是手上脚上都铐着，又是硬座，没法坐，于是警察把他的手铐在桌子腿上，身体躺在桌下。就这么睡去。
整趟车上，他只喝了一点点水，因为上厕所非常不方便，他唯一的乐事，便是问我“恐龙为何灭绝”，“中国近代为啥落后挨打”，“地球会不会灭亡”这些无比宏大关键饶有趣味的问题。我只有告诉他，我所学尚浅，无法解答。
到下车时，我无意间递给胖警察一根烟。随口问一句：“这个人是什么罪啊？”
“死刑。至少也是死缓。”胖警察小声说：“我们赶急回来。囚车不够使了。”
“不是吧，竟然是——”
“嗯，就是为了偷运一车盗窃来的电线，把阻挡的人轧死了。”
我还想说什么，胖警察轻轻捂住我的嘴道：“我们下了，再会。”
那时，犯人正站在车门口，朝我招了招手。估计他还在为赢我三盘棋沾沾自喜。
我也向他挥挥手。
之后，我当然再没见过他。
我现在住在北京城里，人们一拨一拨在我身边穿行。我以为他们活得不比那个囚犯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囚犯一直对我微笑，可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陷在死和活之间，半死不活。
我有一次在酒吧里喝酒，看到无数浓妆艳抹，身材高挑，发育过度到让人井喷的女子，在酒池肉林中穿行。带我来的朋友说，这些都是北京八大艺术学校的女学生，当初怀揣一个明星梦，到北京，参加三百多人一个班的高职班，最后的结果，一百个人中可能出半个演员，其余的人，都在京城大大小小的酒吧里坐台，这素质，放在清末，那就是八大胡同啊。
我有一次到大学同学家参加婚礼，他家住在望京，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那次我们在他家里喝醉了酒，突然有人敲门，疯狂的敲门。于是我打开，外面七八个人涌进来，都是要钱的员工。我的同学后来说，他的公司一直濒临倒闭的边缘已经两年多，经常发不出员工工资，但他还是要扛着，退后一步就是地狱。为此他要拼了老命陪客户喝酒，喝到吐血，任何一个客户都可能让他血本无归，为此，他不得不陪掉老命。
我还有一次认识一个富二代，他开着车，载我在北京城里乱转，从西单到西直门，到王府井的乱转。他的手机一直没停过。我问都是谁，他说都是些平面模特儿啊，三线演员啥的，没事就想把他骗去喝酒，把他强奸了。我问啥，她强奸你？他说是的，不然怎么说娱乐圈儿，就一个字，乱呢，当年张艺谋跟巩俐、章子怡，还不知道是谁睡了睡呢。
我最常见的还是北大未名BBS灌水的同学们，尤其是一个叫秘密花园的版面，那里的ID都可以匿名发帖，那里最多的帖子，都是男生怨自己找不到女人的。因为找不到女人，迁怒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学生物被学理化的瞧不起，学理化被学数学的瞧不起，学理论数学的被学工科的瞧不起，学数理化工科的被学政法的瞧不起，学政法的被学经济尤其是金融的瞧不起。学文科不算在内，因为彻底被瞧不起。所以大家就一起抱怨，上辈子投错了胎，入错了行，等死。
我最近又认识一个在网上写东西的小男生，问我，写东西到底能不能出人头地，我问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他说是韩寒，郭敬明，我问其他呢，他说还是韩寒郭敬明。我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茫然道，我有很多很好的题材，我觉得我能超越郭敬明。我上次冒充温雅的男朋友，在网上骗了5000点击率。我说你还不如冒充郭敬明的男朋友，骗的更多。
每天，我都在北京城里发现一幕一幕不同的风景，我觉着，在这座城市里，人们普遍生活的不痛快，人们普遍把官二代富二代或者韩寒郭敬明似地生活压在自己身上，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对陶渊明说，他的成功是带月荷锄归，对嵇康来说，他的成功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对亨利·米勒来说，他的成功是穷困潦倒，而笔耕不辍，对普鲁斯特来说，尽管全身瘫痪，但躺在床上追忆似水年华是他毕生最大的成功。甚至，在海明威那里，一个老渔夫的成功不是成功的捕获大马林鱼，而是把它被鲨鱼吃光的白骨拼死拉回岸边。
在我们的时代，成功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人们集体被逼上梁山。为了成功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超越底线，成就了从芙蓉姐姐、玉凤姐姐到无数卑琐无名，闷声发大财的人群，但同时，更有几百万具，几千万具失败者的骸骨，被踩在他们脚下。
你知道你将是谁吗？
我还记得，胖警察在火车上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人啊，就是三个字，不知足。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