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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人生路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获选为香港新一任特首。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人生路,30岁就已崭露头角,我辈仍需努力。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香港特首吧。

梁振英(也就是港人口中的“CY”,因为他名字的拼法是Leung Chun-ying)1954年出生于底层,在香港主要商业区西边一套狭窄的、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的公屋里长大。和前任曾荫权一样,梁振英的父亲也是警察。上世纪30年代,梁父为逃避当时动荡的时局跟随其他很多内地移民从山东来到香港。

作为一名优秀生,梁振英拿着奖学金进入香港最好的公立中学之一──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毕业后,他在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学习测量,后来去英国留学,同时在餐馆打工帮助自己完成学业。他在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Bristol Polytechnic)获得了地产管理学位。从1975年读书时候起,梁振英一直用同一个公文包。

1977年,梁振英回到香港。当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中国内地正在开始经济改革。受邓小平鼓励,地方领导人急于利用房地产开发积累资本,因此急需梁振英所学的专业。梁振英在内地四处讲课、培训,很快就在英国房地产咨询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Wootton)获得晋升,并在上海、广州和北京帮助建立了土地使用权私人所有的监管体系。

在中国开始为香港回归的事宜与英国谈判时,梁振英在其中起到了领头作用。1988年,他以34岁的年纪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委员会负责帮助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具体工作是为起草《基本法》收集意见。1989年后,英国力图加快《基本法》勾划的政改步伐,但遭到北京的强烈抵制。

在这段时间内,梁振英被认为在帮助北京取消部分改革措施,遭到民主派活动人士的敌视。1997年,梁振英成为首届行政会议成员,侧重于房地产领域。1999年,他被任命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后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年辞职参加行政长官竞选。

梁振英与太太唐青仪(Ching Yee)名字的首字母都是CY。他们育有三个孩子,孩子们名字的首字母也都是CY:儿子是老大,叫传昕(Chuen Yan),两个女儿分别是齐昕(Chai Yan)和颂昕(Chung Yan)。2007年,梁振英成为伦敦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戴德梁行(DTZ Holdings)的最大个人股东。

梁振英:人生路

梁振英于2012年3月25日当选香港特首。他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2011年11月9日表示参选特首,此文系去年作,简述从政经历,回应对他的批评。

社会上不时有人对我三十多岁在社会「崭露头角」有不同揣测,今天就让我自己再说清楚吧。

我1954年出生在香港,父亲是清水衙门的警察,一家住警察宿舍,我20岁前住的单位没有自家厕所,一层楼十几户共享公厕。爸退休前几年,妈发动一家大小穿胶花,每月赚三百多元,爸退休时,我一家就有了自己的单位,有了自己的厕所,「自住其力」,心满意足。

我到英国留学,第一年生活费里面有家姐卖嫁妆的钱。一周三晚,给外卖店的李老板打工,每天走路上学,来回两小时,勤工俭用,算是自给自足。学业应付得不错,课余工余有时间,在中华同学会做副会长,会员全是香港和星马华侨学生,还为当地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同学会会员中,不少学识阅历比我丰富,我对国家民族的基本观念,就是在其中几位身上学的。

今天,这些人大多在香港当教授,其中一位姓冯,1979至89年,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我在 1984年到过物理所探他,深感国家的落后。

1977年毕业试考了个第一名,从英国回港,遇上香港经济起飞,我加入英资测量师行——仲量行,每天第一个上班,比同事每天工作多两三小时,日积月累,有点成绩,30岁左右被擢升为这英资大行2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伙人。

回港后碰上英皇书院学长廖炳汉堕楼身亡一事。炳汉当时在油麻地警署任行政主任,当时警署有警察被调查贪污,一天早上,炳汉被发现倒卧在德辅道西,死因研究庭裁定为自杀。一众英皇校友认为有疑点,于是找校友会会长陈子钧大律师,陈当时为市政局议员,我因此认识陈大状。

陈大状介绍我入校友会和「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和廖瑶珠会长(律师)、陈文裘会计师、刘家骏建筑师、何耀棣律师、刘绍钧测量师、曾正麟规划师、何锺泰工程师等人经常到内地讲课,分文不取,车船、飞机票、讲义影印费还是我们自己支付,时为1970年代末,我在前辈身上学了报效国家的实践。

我参加了深圳的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此外,就是经常讲课,对象全是官员,讲市场经济中的土地利用和房屋问题,头几年用广东话讲,第一次厚着脸皮用普通话讲是在珠海党校。

1984年初,中英谈判有了突破,英国同意于1997年交还香港。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识,也没有解决办法,因为内地还没有私人房地产,这就是新界地契年期届满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不论新旧、不论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英国政府于1997年6月30日撤出香港,因此全新界的房地产年期问题必须两国政府共同解决。

这是大事,中国政府对问题不了解,找上我,陈子钧大律师和我两人飞北京,和港澳办在旧的华侨饭店开会。回港后,刚巧搬家,新居家俬未到,我坐在地上将几千字的意见书写好,交给新华分社转港澳办。我的建议几个月后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我当时29岁。

此后几年,不断到内地讲课,1986年到了上海,意见得到市长重视。1988年,国家修改宪法,容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也就是建立房地产市场,土地楼房可以买卖。

上海率先卖地,我提出卖地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建议公开招标,而且标书要中英兼备,上海市政府同意。我负责和上海市的官员共同起草,我网站就有当年起草标书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向上海的朋友说:「我们在写历史」,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当时我33岁。同年,深圳第一次招标卖地,翌年,上海第二次招标卖地,我都和内地官员并肩工作。

上海在1988年成功卖出第一块土地后,市长提出,请我公司到上海开业,我响应说:「在内地做服务业,要和内地公司合资,我不想因为合资双方文化不同影响工作。」市长说:「就给你办独资公司。」岂料仲量行没有兴趣,经上海市政府三催四请,我回应说:「对不起,仲量行我不能说了算,如果这公司是我的,我明天就过来。」

五年后,1993年,仲量行的其它五位合伙人,都是英、澳籍人士,因为97问题,无心恋栈,我毅然离开工作了16年的仲量行,成立梁振英测量师行,实时打电话到上海「还愿」。上海分公司成立后,头几个月没有生意,20个青年同事每天受培训,头几年每年赔钱。

今天,专业服务公司之中,只有测量这一行,可以在内地开独资,不必合资,就是因为我公司在上海开了个头。1993年,我在深圳义务帮手招标卖地后5年,副市长说:「振英,你们做专业服务多辛苦,不如拿块地去赚点钱吧。」我婉拒了。我坚持政府卖地要公开、公平、公正,价高者得。

至今,除了公司在上海曾经有过两个宿舍单位,除了我在爸、妈家乡山东威海有一小块别墅地外,我在内地从来没有任何房地产,也从不沾国家的其它利益,国家信任,给我报效的机会,我于愿已足。

我少有逸乐,我们国家,我们香港社会,我的家庭,都没有条件让我跷起二郎腿做人。但我的一生很充实,爸、妈给我好的教养,为我立了很好的榜样,国家和香港给了我极好的机会,这不仅是事业发展的机会,更是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机会。我30岁崭露头角,不靠拉拢关系,不等运到,靠的是一点知识、一份坚持和加倍的努力。

人生总有尽头,如果我这一刻两腿一伸,我想的除了是父母、妻儿、朋友外,就是为国家做了的两件事:一是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近年到内地访问,主人家请我题字,我题得最多的,是「与有荣焉」,因为出了力,成果特别甜。

今后,我还是以这个态度为国家、为香港社会服务,继续努力、不断努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与有荣焉」。

和全体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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