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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因为李白,感谢唐朝

因为李白,感谢唐朝,感谢唐朝能够孕育李白这样的诗仙。唐代之前,或唐代之后,都没有李白的生存空间,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长,“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李白和杜甫是唐诗中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其他如初唐四杰、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小李杜等,虽也是山岭巍峨,比起李、杜两座高峰的伟岸险峻,终是逊色了些。后世的诗人,距离小李杜尚且十万八千里,更不要说与大李杜相提并论了。

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两位武林高手对决,只要时间不加限制,总能决出一位最终的胜者。两位文章高手过招,很难说谁的文章天下第一。文字是一种很个性化、情绪化的东西,对写作者来说如此,对阅读者来说也是如此。

两篇锦绣文章放在一起,阅读者的性格、阅历、喜好、品位不同,感受会有很大不同。李白与李商隐的诗放在一起,是李白的诗总体上好;杜甫与杜牧的诗放在一起,是杜甫的诗总体上好。李白与杜甫的诗放在一起,谁的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见仁见智了。

清人沈三白与妻子陈芸谈论李杜。陈芸说:“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激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沈三白说:“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陈芸答:“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也,令人可爱。非杜之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读《浮生六记》时,特别喜欢陈芸的这段点评。陈芸四岁丧父,生活贫寒,没时间读书习字,只幼年时背熟一篇《琵琶行》,后来在书箱中找到该诗,按照背熟的诗文逐字对照,学会认字,既而学会作诗。作诗常有佳句,评论诗文亦很有见地。这次评论李杜,不过夫妻闺房私语,正因如此,心中无顾虑,语言无顾忌,不取媚,不邀宠,反而比文人著书立说时的评点更平和、公正。

很多喜欢李白诗歌的人跟陈芸一样,并不是认为李白的诗歌比杜甫的诗歌成就高,只不过李白的诗天然纯真,自由活泼,一副漫无遮拦的孩子气。读他的诗如骑在大鹏背上遨游,倏忽上天,倏忽落地,充满新奇、自由的感觉,心里完全放松,没有杜诗的负重感。女人和孩子往往喜欢李白的诗,因为女人和孩子心理脆弱,情绪化,承受不起杜诗的沉厚。

杜甫一生都是崇敬李白的。天宝三年,李白、杜甫洛阳相遇,携手同游,此后又同游宋梁等地。别后十多年,李白一次次出现在杜甫的梦中,相比杜甫的依依深情,李白要淡然得多,在他的诗中,很少见到对杜甫的牵挂。

这里面有年龄因素,李白年长杜甫11岁,杜甫在他面前是小字辈。还有性格因素,李白像个孩子,目光总被新鲜奇特的人和事吸引着,浑金璞玉般的杜甫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杜甫却是羡慕李白的,与李白同游的一年多,是他艰难困顿的生命中难得的一段欢乐时光。

李白祖籍陇西,生长于四川,青年时期出川漫游,一度在今山东济宁安家,城中有他饮酒的太白楼。杜甫的父亲也曾在鲁西南为官,杜甫探望父亲时曾到济宁游历。济宁是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明清两代,十分繁华。乾隆皇帝下江南,济宁是必经之地。一座城市同时留下诗仙、诗圣活动的遗迹,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错过,他多次游览太白楼和南池,写了多首吟咏李杜的诗。

他在诗中是如何评价李杜的?且看以下几首:

“李杜由来伯仲行,吾云旗鼓异相当。应知学杜克念圣,学李防其罔念狂。”

“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优劣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诗仙虽具出尘体,诗圣原多忧世心。问我二人优劣者,试看七字定评吟。”

这几首诗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诗之形式,无诗之韵味,难怪乾隆写了一辈子诗,也没见谁把他列进诗人行列。乾隆在诗中对杜甫大加赞赏,对李白也流露赞赏之意,更多的还是批评。他认为李白太狂妄,心中只想着自己,不像杜甫那样怀着君王和天下苍生。

这样的点评也不是没道理,可问题是,乾隆自己也不谦逊。若论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他在清朝皇帝中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只不过他掌握着最高权力,一个人握住权力的魔棒,看问题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了。在自命不凡的帝王看来,他们的狂妄根本不是狂妄,而是作为一位伟大帝王的魄力和魅力。做臣子的狂妄就不行了,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古代帝王之中,对读书人下手最狠最重的,除了朱元璋父子,就数乾隆皇帝。秦始皇坑儒,还有个原因,是听说儒生背地里骂他。朱元璋和乾隆皇帝是对读书人鸡蛋里挑骨头,哪怕他们著书立说时毫无恶意,只要一字不合圣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还不是把人杀掉就算了,而是祸及族人,牵连无辜,每每酿成血雨腥风的惨案。

乾隆年间,我家乡有位很有名望的士绅魏塾,读晋人江统的《徙戎论》之后写了点评论,竟以“悖妄”之罪,全家处死,祖坟被挖,坟头上的树都被锯去树头,箍上铁箍。这个“树砍头”的恐怖故事在当地流传二百余年,到我幼年时,还时常听老人们说起。魏塾被杀后,族人四散而逃,全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有人散布谣言,说官府要把全城之人流徙,竟把全城人吓跑,一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

一篇简短的读后感,竟引发如此惨剧。

若按乾隆年间的标准审查李白的诗歌,李白死一百次都不止。乾隆皇帝赞赏的杜甫,若是生活于乾隆年间,只怕也要死上几十次。只他的《丽人行》、《兵车行》两诗,就可以灭族了。

他从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几具冻死骨上大做文章,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皇上开疆拓土,他不但不赞美,反而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征兵,对逃避兵役者不加谴责,反而同情。

这要放在乾隆时代,都算得上居心险恶,不死也要流放或罚苦役。不独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于乾隆年间,哪个也难逃一死。

可我们知道,上面那些诗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贫困落魄死的,就是没有人是写诗触犯忌讳,被皇帝抄家灭门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诗歌总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写了几万首诗,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语言环境十分相似,可是,我们既想不起几位清朝诗人,也想不起几首清人的诗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吟咏唐诗宋词。

这其中有个原因,清代文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写诗只是业余爱好,不像唐代诗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是诗歌不同于长篇小说,写诗耗费不了太多时间,一位受过格律诗训练的读书人,骑马时、行路时、静坐休息时,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几分钟就可以吟成一诗。

根本原因是,唐朝诗人的天空是广阔的,思绪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他们写诗,赞美可以,哀叹可以,讽刺可以,发牢骚可以,抨击时政可以,吟咏宫廷秘闻可以,几乎没什么不可以。

白居易的二十首新乐府,大多是政治讽刺诗,若是放在清朝,让乾隆皇帝看见,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条。《长恨歌》揭先皇隐私,也够上灭门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从没有哪个皇帝在文字上找过他的麻烦。

他死后,唐宣宗还作诗悼念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一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而清朝前期,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一种题材是安全的。

从唐宋到明清,人们的生活状况差别并不大,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差异。我们感受各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差异的重要途径,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我们喜欢唐诗,是从唐诗里,可以读到最美好健全的人格。

比如送别诗,是最容易哀婉凄凉的,唐人的送别诗却坦荡豪迈,有时流露出几分担忧和思念,也不过是高天上抹过几丝微云,基调仍是明朗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无不如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白在外漫游的时间长,结识的人多,写下的送别诗也多。“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这样的送别诗,只能出现在唐代。唐代中前期的送别诗,很少灰色沮丧的。他们并非背井离乡,而是走出家门,天地广大,今日别旧朋,明朝有新友,心里装着明媚的希望,四海之内皆朋友,人间处处是故乡。唐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这样壮阔达观的情怀。

清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可我们心里,总觉得“大唐”这个称谓名至实归,“大清”这个说法名不副实,因清代疆域辽阔,人们精神卑弱,没有唐人的雍容、豁达、乐观、自信,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泱泱大国风范。

李白与杜甫同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之所以说因为李白,感谢唐朝,而不说因为杜甫,感谢唐朝,是因为李白比杜甫具有更明显的唐代特色。杜甫内心的边界感很强,他牢牢把自己界定在儒家许可的范围内,思想观念上,他是符合正统的。

李白豪迈、奔放,有着强烈个性色彩与自我倾向,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他生长需要的社会空间比杜甫要大很多,这个空间稍微压抑,他就有可能异化,成为人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异类。

唐代以前无李白,那时诗歌的土壤还不够肥腴,没有支撑他生长的养料。唐代以后,空气太沉闷,阳光不充足,李白还没有成为李白之前,就被清除了,修剪了,矮化了。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长,“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个评论 火速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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