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续冬：慢节奏打酱油岁月。这样的日子，听起来非常二非常没有追求，但正是这种不思上进不会来事不识大体不混大场面的二，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风中凌乱般地寻找治愈系，因为在我们的慢节奏打酱油岁月的每一个缓慢的节拍里，都藏着一个治愈系的小元神。
这几年不知从何时起，loser一词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那种像流感病毒一样具有超强传染力的loser感，正在越来越庞大的都市失意人群中传播、扩散。以我的观察，loser感的大规模出现或许是被前些年铺天盖地的成功学挤压出来的。
在2000年前后，书摊上突然冒出一大堆教你如何成功、如何走向事业辉煌的花里胡哨的小册子，而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机场里，也都有一些长得鬼斧神工的猥琐男，在视频中声嘶力竭地教育大家人生设计和职场规划的要义，想躲都躲不过。如此可怕的成功压力，当然会逼出乌泱乌泱的loser来。
按照成功学的标准，我和妻子过的肯定是地地道道的loser生活了。我年近四旬，和我一届的大学同学们大多已经在政界商界混得有模有样，豪宅跑车小三小四一应俱全；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好多也都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手一抖一套房就到手。而我还毅然决然地混迹于无房无车的人群中，传说中牛X闪闪的北京户口放在我们家绝对是明珠投暗了，无房可购无车牌号可摇，年复一年寂寞无比地压在大箱子底下。
说起这房子问题，足见我和妻子熊猫一般迟缓的化石神经是如何赶不上飞驰的时代。六年前我们裸婚的时候，按说只要一闭眼一咬牙，砸锅卖铁下来，还是能以当时的房价砸出一套紧巴巴的小户型首付，可我们一按计算器，发现每个月要还的房贷都够我俩再纳个妾了，一时心生恐慌就此打住了。
彼时盛传我任教的某大学要给no future的中青年教师们盖房，于是我就踏踏实实地守着个株待着个兔。没想到这守啊待啊的几年下来，北京的房价已经飞速地飙升，鄙校的房子还是没盖起来。于是我们就被loser了，只能蒙学校恩赐，租住在一套仅容二人一猫勉强共存的上个世纪70年代盖的家属楼里。
不但房子问题如此，在其他方面，我俩也都越来越像被时代的加速度抛掷出来的两个高龄弃儿。我们都没有出去社交、混会、拜码头、结交江湖大佬的习惯，一直都是能宅在家里就绝不出门，所以“向上飞升”的资讯和人脉长期处于枯竭的状态。
妻子“堕落”成了一个完成了基本任务后，宁愿在家逗猫玩也不愿多写多挣的打酱油记者，我也一直在学院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以陆龟一样的节奏在项目、成果、职称评定这一套高速运转的学术体制里缓慢爬行，还常常绊倒。
一开始，我们也像广大突然间发现自己是loser的欠发达人群一样，对这种万年打酱油的loser状态深感不安，总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华丽丽的时代殿堂的角落里悲催的小强。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这种慢节奏的打酱油生活里，有着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小乐趣，它们毫无规律地聚集在这个高度膨胀的都市不易觉察的褶皱里，凝结成一小坨一小坨足以把失意变成肆意的幸福感。
我们俩典型的打酱油生活大致是这样过的：
一大早起来吃完home made的早饭，我打开电脑在豆瓣上写个小屁文或者备备课，妻子以零健身成本在狭窄的卧室里就地练个瑜伽，然后在微博上草草地刷一刷屏，如果我没有课上而她也没有采访任务，我们俩就手拉手无比兴奋地去我们最热爱的场所——我们家附近一个乱七八糟但却包罗万象的大早市。我们会从熟得像远房亲戚一般的小贩们那里购得一大包信得过的食材，跟他们闲聊一下天气和农事，然后午饭时分走出早市，在马路边上的某个苍蝇馆子里吃一顿开心的午饭。
回到家，午后要么睡个很没出息的午觉，要么各自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书上迷失一段时间，写下一些蛋疼的文字。下午常常召集一帮既是学生又是小友的85后90后屁孩儿玩三国杀，玩着玩着我和妻子就愉快地闪进厨房里去了。那间只有3.2平米的厨房是我们的圣殿，我们平日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里面洗着菜挥着锅铲，炮制各种或生猛或飘逸的菜肴。经过变魔术一般的家具大挪移，屁孩儿们都能挤在饭桌上和我们一起饕餮。
晚饭后，和孩儿们畅聊一通文事学事天下事，就可以让他们打着小饱嗝回去了，剩下我和妻子歪在床头看个欢乐的小片，而后关大灯开小灯，各自抱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又迷失一阵，最后，在11点之前必定咣当一下跌进梦里，决不当熬夜怪。
这样的日子，听起来非常二非常没有追求，但正是这种不思上进不会来事不识大体不混大场面的二，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风中凌乱般地寻找治愈系，因为在我们的慢节奏打酱油岁月的每一个缓慢的节拍里，都藏着一个治愈系的小元神。正因此，我才在我和妻子的新书《胡吃乱想》和《灶下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突然冒出一句：“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自得其乐、悠闲自在的幸福日子，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