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不值得去死，普通人也要活

当我们只顾着为精英喝彩的时候，如果一个二本生命在此就戛然而止，我们失去的，其实是无限可能。当媒体的闪光灯聚焦在这些骄子的头顶上的时候，我希望，那些灯筒，也能够往二本的头上多多照一下。他们还有无限未来，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盏灯。可是，连盏油灯，我们都懒得点。整个社会都是一条鞭子，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痛。每天都有无数个人催你：快跑！快！

文/艾明雅

19岁的长沙高三考生燕子（化名）在解放西路口湘江水域跳江自杀。直至昨天下午5时许，家属接到明阳山殡仪馆通知，称燕子的遗体在三汊矶大桥下游附近的江面被发现后送到了殡仪馆。跳江前，燕子告诉自己的好友小慧，“这些年过得很累，想跟爸爸一起走。”而燕子的父亲前年已经过世。

今年的高考她的文化分只有423分，比她原本估计的要少了近百分。这对19岁，已经复读了2年的艺术类考生燕子来说，今年依然只能读二本大学。

母亲张灿英，悲痛欲绝。

与此同时，我的表弟，18岁的湖北考生收到了成绩通知单。一向成绩不错的他失误，一本未满，二本超了二十分。当知道自己的数学成绩，因为一个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比大小他居然鬼使神差地选了三分之一更大之后，开始胃痉挛。医院吊了两瓶水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姐我没考好，水货，才上了个二本。我说，比你姐强！他笑了，说无所谓了，搞个烂学校读一读吧。

每年高考过后，我们总能丢失一些生命，令另外一些生命感到悲伤。我不说失去，而说丢失，是我们弄丢了这些生命。我不知道今年面对这样一条新闻，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高考落榜”所导致的自戕，而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开始连一个二本都无法接受。这意味着，她们所不能承受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败者”，而是开始渐渐走到，连“普通人”的身份，都没有信心立足。

2003年，我高中毕业，勉强上了个三本线。放榜的那天我班主任老师瞟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就再没和我说过话。那天的知了叫的非常响亮，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知了的声音，夹杂着我的父亲正在和学校的另外一个招生办的人说话，力求帮我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这时候，广播站的一位年轻女老师走过来（我在学校当了一年的播音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到了大学，记得要参加演讲队哦，你肯定能行的。

就这样一句话，我开始变得轻松畅快起来。

这几天，我正好读到蒋勋的《生活十讲》，关于新价值之说，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大多数学校的辅导室，只挂了个牌子。空空如也，形同虚设。

在那样一个叛逆和闭塞的年纪，谁会跑到那里去，把最心痛的事情告诉一个隔着几代的老家伙？我们的年轻人的价值，着实是以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追求什么，他们就追求什么，我们贪图什么，他们就贪图什么。说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言语，骂的也不过是我们自己。

我不知道那个跳江女的母亲该怎么活下去。丧夫，然后丧女，对于一个普通妇人而言，人生再没有更大的打击。有人说，孩子心理因素太差。我却觉得：你让一个失去了父亲，母亲整日要为生计奔波的女孩子，除了学校，哪里去上辅导课？！问题是，学校，谁给你上心理辅导课？

与此同时，龚世杰，这个背双肩包、穿短裤和篮球鞋的长沙伢子，同时参加美国高考和中国高考，最近他收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6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世界名校耶鲁大学，并拿到6万多美元的奖学金。

今天中午在湖湘新闻里又看到他，伢子明显英语学得不错，已经渐渐有了美国小伙的味道。耸肩，撇嘴，用“嗯哼”来代替长沙话的“嗯咯”。记者问：国内的名校通知书对你而言是不是已经不再有意义？他轻轻一笑：有吧，纪念意义。

已被美国耶鲁大学录取并获奖学金的湖南师大附中学生龚士杰，学习上是尖子，球场上是虎将。

还有文科状元，一个飒爽的女生，袁帅，正在为每天收到无数媒体的骚扰而烦恼。希望“电话可以少一点”。

给成功人士最多的掌声，这无可厚非。盘古开天以来，成王败寇，无人能改变。问题是：他们还只是孩子。精英固然也许会是一辈子的精英，但是二本是不是永远都是二本？我的想法是，掌声给精英们，安慰给二本们。因为三十年过后，谁知晓呢？

说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我们只顾着为精英喝彩的时候，如果一个二本生命在此就戛然而止，我们失去的，其实是无限可能。当媒体的闪光灯聚焦在这些骄子的头顶上的时候，我希望，那些灯筒，也能够往二本的头上多多照一下。因为他们真的只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

孩子可以被原谅，孩子应该被鼓励。他们依然有大把青春，他们还有无限未来，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盏灯。可是，连盏油灯，我们都懒得点。整个社会都是一条鞭子，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痛。每天都有无数个人催你：快跑！快！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如今离高考已经好多年。是是非非，都已经过眼云烟。面对着买房，结婚，就业等等等等，我们终于可以轻蔑一笑。如那幅漫画，四大金刚，高考不过是最弱的那一个。而回想起我们那年，放榜的那天，刚刚从井底跳到井口，人生仿佛就只有那一条路可以走。那样的心情，你我都有过，只是如今，懂了奔波，懂了沧桑，懂了世事，回首才觉得，小事。

可是他们还小。

我夫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女孩子成绩不行，因为家境好，已经早早地奔到澳洲去读书了，回来时候，讲着中英夹杂，一派海归作风。我不由得想起那篇文：“高考依然还是平民的规则，贵族们早已玩儿别的游戏去了。”

我在太太那篇文里谈到，如今当个普通妇人有多难。成功学，励志课满天飞。普通简直是一种原罪，并且根深蒂固。而如今我终于欣喜地发现，关于普通人的话题，在与日俱增。这说明，我们终于肯沉下心来好好生活。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学舞蹈的我们，终于肯在自己即将为人父母的年代学习取钱要排队，不要随地吐痰。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招生办，不能保送的大多数人过的都是二本人生。二本人开BYD，拿工薪族薪水，穿拖鞋与短裤散步人生路。若是采访一下他，他说：知足。成功人士看见他，说：庸俗。

谁对谁错？起先，我们都是光屁股裹树叶打天下。后来，有些人穿上了丝绸，有些人只能穿粗布。有些人依然还在裹着树叶。问题是，穿丝绸的总是去鞭打裹树叶的，他们就会很痛，不能出门去种地了。而穿丝绸的，也嘲笑穿粗布的，后者就会羞愧，不想出门去种地了。谁都不种地，共产主义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实现的了。如果普世价值不再觉得二本是个丢人的事，或者是有个像当年拍我肩膀的广播站老师那样，去抚摸一下她疼痛的人生，也许，她真的可以活下去。

有人说，抢占资源，变成强者，是谁都想要做得事情。“一本”意味着更多机会。我赞同。问题是，当你实在是做不到的时候，能不能在夹缝里变成一个安稳的普通人，这个更加难。

楼下的米粉店老板娘有个儿子，专科毕业，家里蹲。前些日子，我去吃饭，总是看见她不断地在骂，骂什么锅子没放好，铲子找不到。二十一岁的儿子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眼里尽是疲倦。

有一日，我终于受不了她因为什么玉米排骨汤之类的事情，又开始数落她那个受伤小兽似的儿子，开始与她聊天。其实不用聊，我早就猜到，无非是儿子不就业，母亲压力大。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穷逼父母，他们要了孩子，没办法好好养。为什么，钱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去熏陶？我对她说：你别骂你儿子了，你没看到他越来越疲惫？她一惊：他疲惫什么，我开早餐店，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来！

有一日，我对她的儿子说，你怎么想啊？他说：姐，我真怕我变成我老妈那样，在这个烂店子里过一生。我真的烦她。

这个答案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这个店子，如今卖出去，也是一笔钱，你老妈每个月光卖米粉，都能挣几千，比你上班的还多。

他说：我没有想过。我只是恨她，我就是烦她，我想离开这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去哪里。

我说：哪里都是生活（我用了哪里都是过日子这句话）。你试着去帮一下你妈，不要那么烦。

他回答：我试试。

这几日再见他，默默无闻帮他母亲开始端盘子刷碗，我相信他只要沉下心来过日子，总有一天他能够明白，如果用单一价值来衡量，米粉店也是能诞生百万富翁的。专科毕业的米粉贵公子，无可厚非，生活安逸。我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变成旁边那个修车小王子一样，有个店，有个老婆，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儿子。他们可以一起打麻将，一起喝啤酒，一起大声笑。我用钱来鼓励他，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看到他母亲的辛苦，也能够看到他母亲每日下午在那里懒洋洋晒太阳的俗世快乐。他太不快乐了。

有一个著名的鸡爪店，叫熊猫姨鸡爪。几平米的店，生意火爆，从我上大学起，从未扩店面。那位嗲嗲如今已是老熟人。我问他：为什么不扩店？他说：够了，足够了。扩了店，要招人，要加租，连觉都睡不好。日子足够过，也就可以了。

足够过，多么好的说法。

季羡林老人说：成功，是达到心理预期。这个心理预期，概念太广了。

无论如何，我想这个预期都不应该狭隘到必须考上一本，二本就要跳河。都不应该严重到三分之一比二分之一大，就胃痉挛。我多么希望我表弟的学校——不，是天底下所有的高中在放榜之时，都应该请一个人文学者来做一次讲座。也许这讲座没有人去。也许这讲座的听众们的父母都在讨论报哪所学校。也许这讲座的组织者都不相信，这样一场说明会能够改变教育排名，官员升迁。但是许多年后，他们一定会想起来，就如我想起广播老师的那句话。

每个人的快乐，都不应该在高考过后戛然而止，即便贵族们早就去玩儿别的游戏了。我们的规则，是不是也快改了。我相信我的表弟是个好孩子，有个好未来。他一个90后的男生，家境也不错，从不攀比，一双李宁的球鞋穿到掉底才跟母亲吭声说要买新鞋子了的孩子，谁说不是好孩子？

二本不值得去死。普通人也要活。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的。”——蒋勋《生活十讲》（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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