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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胡适有时也毒舌

胡适为沈从文做媒,不但“毒舌”一番,说张兆和“拒人自喜”,还劝其放弃。可沈从文迎难直上,终获美人心。无奈婚后三年沈即出轨,张兆和也说过“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沈从文、张兆和合影

文/闫红

都知道胡适曾为沈从文做媒,据梁实秋说,胡适本人也十分得意。我不知道他怎么能那么得意,是因为时间太长,他已然忘记?还是因为结局不错,他不愿深究——在这件事里,他起的,其实是个反作用啊。

1929年,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爱上了他的学生张兆和,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她写信,换来的却只是她的冰冷的沉默。这就让沈从文发了疯,他又是找她的女友说合,又想出走避开她,还想过去打仗,死在战场上也好。他甚至付诸实际行动,去找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先生,郑重地向他提出辞职。

胡适听完沈从文的倾诉,对他的爱情表示极大的同情。但他不赞成沈从文辞职,倒是可以去帮他说合。沈从文虽然爱到技穷,却也明白请校长先生出马,有仗势欺人之嫌,他谢过校长的好意,表示还是由自己摆平比较好。

胡适便不去找张兆和,可是,某一天,张兆和自己来了,她表情严肃——不过这也是她惯常的表情,带着一堆沈从文的书信,向胡适先生告状来了。

按照张兆和方的说法,青年教师沈从文的来信,让她不堪其扰,她特别指出,信中“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一句,有猥亵之感。胡适认真地看了沈从文的信,却提出了一个让张兆和大吃一惊的建议,他说:“我劝你不妨答应他。”

胡适进一步向张兆和说明了他这个建议的依据,那就是,他认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

这倒不是胡适为沈从文说项之辞,他对沈从文的欣赏由来已久。

沈从文,湘西人,1922年被五四思潮吸引,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然后开始发表作品,为徐志摩激赏,1929年来到上海,胡适听说他生活窘迫,特将没有学历因此进不了公立学校的他,引入私立中国公学执教,让这位小学毕业生成为了大学老师。

可是,你沈从文再有才,你胡先生再欣赏,也改变不了张小姐不爱他的事实啊。不错,如胡适所言,沈从文固执地爱着张兆和,可是,张兆和直言不讳:“我固执地不爱他。”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固执地不爱时,往往比他固执地爱时要坚决。

那么,张兆和为什么不爱沈从文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傻,不爱和爱一样,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说到底,人往往又没那么纯粹,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一个人若不爱另一个人,总是有些理由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大配得上张兆和,他是有才子的名头不错,但是张兆和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她祖父是做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结交各路名臣,保举过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一生见得最多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才子。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家道不可避免地中落了,可刘姥姥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位张家三小姐,可不是拿“才子”二字就能唬住的。

其次,沈从文的文章里,不缺匪气,可是他本人身材瘦小,面色苍白,还有动不动留鼻血的毛病,在张兆和眼里,就不怎么体面。他的气质也文弱,给学生上第一节课,面对着下面黑苍苍的一片,居然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坐在下面的张兆和看在眼里,对于这位年轻的先生,怕是没有什么敬仰之心。

第三,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张兆和根本没打算爱呢。

从照片上看,张兆和在她的姐妹中,相貌并不出众,可是到了中国公学,她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还算端正的相貌,立即得到众人的追捧,用个滥俗的比喻,叫做“情书如雪片般飞来”,她给那些情书的作者做了编号,称之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至于沈从文,早被她的姐妹戏嘲为“癞蛤蟆十三号”。

爱,有时也是寂寞的产物,反之,追求者越多,越是不容易爱上什么人。是啊,与其吊死在一棵小树上,不如享受一座森林的朝拜,张兆和的态度越发矜持,她的追求者就越发地多了。

张兆和把她的态度一表明,胡适也无措了,他收起月下老人的乐观表情,试着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问张兆和,能否和沈从文做个朋友。张兆和在日记里写下她的回应:“我说这本来没甚关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

看来张兆和什么都不愿意,胡适于是语重心长地开导她,“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的天才”,如何会拜倒在眼前这个普通的小丫头脚下,这点匪夷所思变成了这么一句感慨:“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

张兆和说,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感慨中对自己的看轻,回了一句:“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胡适立即陷入了沉默。

要他怎么能不沉默呢?他也未必就是让张兆和一定接受沈从文,不过是安抚下那个正在受难的小灵魂。“这样人太多了!”既生硬,又骄傲,对胡适的天才说完全不屑一顾,当然,她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可是,总可以低调一点点吧?

尽管胡适内心已经起了反感,还是很诚恳地对张兆和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不想这份郑重其事,只不过给张兆和一个对他呲之以鼻的机会:“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和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胡适的这次做媒,不说碰了一鼻子灰,也绝不像他的朋友们替他吹嘘的那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于——我要说,没搅黄就够好的了,因为,接下来,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

他对沈从文说:“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各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这是说合吗?根本是在搞破坏啊,梁实秋不是说,胡适这个人一贯口角春风吗?他对于张兆和的评价,看上去很平淡,说她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云云,可是“拒人自喜”四字,真是一针见血。

每一个女子,只要略有姿色或才情,这一生,总要拒绝几个人。拒绝时,有轻松,也有抱歉,有惆怅,有时也有愧疚,都是人之常情。但有一种感觉很微妙,叫做“优越感”,拒绝者对其他都无感,只是为自己的拒绝名单上,又增加一个人数而感到愉快,这人数越是多,就越能证明拒绝者的魅力,这便是“拒人自喜”四个字的注脚。

在胡适眼中,这个无法通融的张小姐,无疑就是这类人,沈从文的一腔热情,不过是她自以为的万丈光芒下的炮灰,是她眼中,那倒霉的“各个人”之一。

看,同样的表现,折射进爱者与不爱者的眼光中,有多大的差别。沈从文为什么爱那样地张兆和?他们没有深入地交谈过,他对她了解很少,她懒得搭理他,可是,“他觉得她的语调——冷冰冰的——既迷人又伤人”。

有才情的人就是这样,他们都在最为寻常的事物上,看出独特的美,有时候,是他们的确别具慧眼,有时候,则是他们的想象力过于强大,所以不管那本体多么苍白平淡,他们的绚烂的想象力投影其上,就足以变得美轮美奂。

冷冰冰的,怎么就迷人了呢?若是你不爱她,像徐志摩不爱张幼仪,他就会觉得她是拘谨,是乏味,是土包子,可是,沈从文爱张兆和,就觉得那是一片特别值得探究的神秘未知,像,冬天北方冰封的湖面。

这当然也与个性有关,徐志摩是个热闹人,需要应和,需要互动,沈从文的骨子里,是有点冷清的,因此,他会迷上这种张兆和那“绘事后素”的个性。

胡适则与两位都不同,他也有他的热情,但是他更发达的是理性,在美国读书时,他曾思考过:“如何提升自己的感性”,可是这个念头本身就太过理性,没有成功也就可以想象。

当那位张小姐站到他面前,他一眼就看清楚了她是怎么一回事,“拒人自喜”“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简直有一种毛姆式的尖刻,从张兆和会给她的追求者编号看,胡适难得的这次尖刻,倒是正中靶心。

可见,胡适不是乡愿,不是老好人,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是眼光问题,而是修养与世界观使然。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他是会显示出他慧眼如炬的一面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显示他的光明磊落,他把给沈从文的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张兆和。

张兆和当然不服,在日记里写道:“胡先生……以为沈是个天才,蔑视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那这小女子当然是年纪太轻,生活太无经验无疑了。但如果此话能叫沈相信我是一个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愚顽女子,不再苦苦追求,因此而使他在这上面少感到些痛苦,使我少感些麻烦,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她不愿意承认,胡适反感的,是她当时不自觉地表现出的那一点小女子的浅薄,而是做了对自己有利的推理。而这篇日记也证明,胡适的一席谈,起到的其实是反作用。

但沈从文哪里听得进胡适的话,他继续给张兆和写信,他实在太会写信了:“XX,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是每个“各个人”,都能写出这样的信来的,张兆和最终答应了沈从文的求爱,让这个“乡下人”,喝上了“一碗甜酒”。

距离产生美,距离太近,留白不再,美就没了藏身之所,沈从文很快发现,张兆和并不是他心中的那个女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一人南下避难,张兆和和孩子留在北京。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回复的极少,他本来爱的就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子,一个妻子,不大可能维持那么个神秘的影像。

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里写道:

兆和觉得,她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一个任务,一个重大的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克服——或许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许是为了改善事物。对于沈从文而言,生命的意义来自深思默想。他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他的生活早就不是乡下人的生活了,不可能像那些纤夫一样,从不问“为什么而活下去”。

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沈不敢出声。兆和还指责丈夫“看法不够全面”,她的意思是沈从文没有把国家的目标放在首位,政治觉悟不足。

兆和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多年前,他们收入那么微薄,常常感到经济压力,沈从文还被流鼻血的老毛病折磨着,但是他却能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她写道,“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却)能写而不写……(金安平《合肥四姐妹》)

这种不解,是没法解决的。让我们在回到胡适给沈从文写信的那个时刻,他对沈从文说:“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他说对了一面,沈从文又何尝了解张兆和?互相不能了解的两个人,也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说到底,是人类太寂寞,也太害怕寂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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