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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你是只会比赛的机器人吗?

你是只会比赛的机器人吗?一个有着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对抗一个没有感情、不可战胜的、巨人般的对手,这是通俗文化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奇怪的是,这个对手没有感情的特点常常既是他强大的原因,又是他致命的弱点。

文/维舟

对许多中国运动员来说,在记者会上对付一堆记者,可能要比他们在赛场上对付同样数量的对手难得多了。在气势凌厉地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奥运金牌后,16岁的叶诗文在新闻发布会上似乎有点不善言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概括起来不外是:“很激动、很兴奋、训练很苦。”最终有个国外记者发问:“除了像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地训练,你的运动生涯中有没有遇到与此不同的观点?”

这是很有趣的、中国选手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几乎已演变成为一个神话。不久前英国跳水运动员Tom Daley在《卫报》上也曾抱怨他的中国对手“有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他们不上学,也不和家人在一起。就是这么一条中国跳水运动员的传输带,有他们一直工作到损毁,然后下一个出来接着训练。因此这是完全不同的。我每天训练5个小时,每周6天,这已经很多了。但中国人可能训练7个小时,他们非常努力。但他们没有生活,而我有,我没有一直想跳水。”他毫不掩饰地称他的对手邱俊“就像个机器人,或者说他是出了名得像个机器人。”

这一指控暗示存在一种不对等、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孩子,斥责班上那些比自己成绩更好的同学不过是僵化、刻板的应试教育的产物,是只知道考试的机器人,而他自己则更重视“素质教育”。

言下之意,那不仅胜之不武,而且如果自己也那样拼命的话,甚至能做得更好,只是那不值得,因为那几乎就像是为达目的而出卖了自己灵魂、牺牲了自己生活。就像Daley的话中明确指出的,那些机器人一般的中国人是“没有生活”的,他们是“传输带”上生产出来的,更像机器而不是人。

一个有着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对抗一个没有感情、不可战胜的、巨人般的对手,这是通俗文化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奇怪的是,这个对手没有感情的特点常常既是他强大的原因,又是他致命的弱点。

不管是《终结者》还是《铁甲钢拳》,这类片子中的主角的对手都是强大到令人恐惧的、不会怜悯的机器人,然而最后总是人性必胜。缺乏人性最终被认为不仅是这些机器人令人厌恶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最大弱点。

在这些故事中,几乎无一例外,结局要么是更富美德的人胜出,要么是最像人的那一方胜出。这一观点之所以如此流行,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像虎妈那样无情地驱使孩子获取更多成就,普遍被认为是残忍而反人性的做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机器人选手”也是“道成肉身”,他们事实上被视为某种体制和文化的化身。长期以来,中国的体育制度饱受抨击,被认为是只顾夺取胜利的国家动员机制,它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工厂或军事营地,参加比赛也更像是准备一次战争,而不是参加游戏。

很多人举证认为这一机制,把运动员当成了实现“为国争光”目标的工具,而不注重他们个人的人格健全和全面发展。这又与中国本身的政治制度有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列宁和毛的词典中,经常出现的关于严厉控制、无情、铁的纪律之类的词。

这一制度下人们的个性,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李奇微在朝鲜停战时,就曾说他的对手“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出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只有一个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笑声的中国联络官给他好感。在他看来,红色中国的公开言论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不过,这种按照铁的纪律,锻造出来的反人性的、无情的、压抑的、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幽默感的机器人,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是东方人。按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观点,早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缺少个性,就被看作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通常人们说起‘中国人’时,把他当作一个密集的、不可数的、模糊的整体,或是‘中国人群’。人们通常用动物和他们作类比,‘蚂蚁’是最常见的比喻”,“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特别缺少灵魂”。

他们忙忙碌碌地工作个不停,拼命地创造物质,但没有个性、没有表情、没有灵魂,就像Jan Morris笔下的香港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工作,他们的婴儿数不胜数,他们的机器每天戚戚喳喳地响上25个小时。”

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常被看作是一群能量激昂的蚂蚁般的劳动大军,“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任何中国移民在意大利的成功,通常最终都被归结到他们“超常的、近乎病态极限的牺牲精神”(《不死的中国人》)。

如果这种浮士德式的精神是事实,那么它事实上很可能却是源自现代西方,而非东方文化。那种把生活看作是不断的斗争、征服和赢得胜利的过程的想法,在《西方的没落》中被视为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种木偶般没有表情的、看上去像是弹簧装置一样驱动的、高度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曾被许多东方的观察家们看作是西方机器文明的真实写照。

如今在人们看来,浮士德的努力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普遍认可的观念是: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要比赢得胜利更重要,那会使人异化。Adlai Stevenson在战后不久曾说:“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但是有成为机器人的危险。”在这个对异化深深恐惧的时代,被人指责为是机器人,差不多就等于被骂“不是人”。

有时,人们的感情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人们本能地喜欢更像普通人的,另一方面内心也往往承认,要成就巅峰成绩,需要非人的刻苦锻炼。韩国围棋国手李昌镐号称“石佛”,也以面无表情、言谈极简著称,但或许由于围棋的特征所致,人们通常更多地是称赞他极度冷静——但这种赞颂背后也隐含着一种“简直不像人”的可怕。

面无表情可能被描述为没有人性,也可能被描述为“酷”,这一区别微妙但却十分重要。但不管如何,即便时或遭到“像机器人”的指责,很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的成功,确实是由于机器人般的练习所致。

在受记者发问后,叶诗文也反驳说自己的自己并非机器人,其成功是由于科学的训练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恐怕也是事实,很难想像在如今这个时代,仅靠机器人般的蛮干就能获得那么高的成就。难怪最后100米被叶诗文超越的美国选手贝塞尔大方地说:“叶太强了,这样的结果我完全能够接受。”在冬奥会上,中国花样滑冰选手也一度被称为“面无表情的战士”,如今,很少人还如此嘲笑。

当然,很多选手本来就年纪尚小、涉世未深,平时如果埋头于训练,恐怕确实也不大会有什么沟通技巧——我们的教育本来也偏重对知识的掌握,而人际交流、演讲这些,通常只能靠自己天生的情商。

运动员有时还受到家长式的体育官员的限制——他们总觉得好成绩比新闻发布会要重要得多。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这既是新一代的真实写照,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为了适应媒体的好奇心进化出来的结果。

游泳选手李玄旭12岁就展现出很高的运动天赋,但她在记者眼里向来都是钉子户:常常在采访区躲着记者,被逮住追问后常常也都只是挤牙膏式地挤出三字经:“不知道”、“还好吧”。但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她却有了很大变化,能在新闻发布会上流利、成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当记者惊讶地追问她何以有此巨变时,她报以一个使在场中外记者们都笑成一片的答案:“经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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