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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余杰:九种武器

余杰:九种武器。真正的武器其实并不是杀人的兵刃,而是诸如天真、静穆、腼腆、认真、怜悯、轻蔑、从容、朴素、专一这些生命质素。整篇文章谈古论今,洋洋洒洒,完全配得上余杰的“北大怪才”之名。

古龙在名著《七种武器》中说,真正的武器其实并不是杀人的兵刃,而是诸如微笑、诚实、信心、爱情这些生命质素。我同意古龙的这一说法,我也有自己的“九种武器”。

一、天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淡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她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

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吧”。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她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

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认为,国内的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俐、姜文等人的表演,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他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灵魂飞翔的翅膀。

我很少读中国的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雯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
我们真的可以拥有
一座地球花园
请原谅
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
不过
比你贪心一点
总共拥有几万几千几百零几只
统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
都在送医途中
不治而亡了
——《失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雯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

在《地球花园中》,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

《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鸟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

《失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雯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诗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缪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

鲁迅曾经摘译过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的一面,而忽略了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出“活的中国”来。

鲁迅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有一股温热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惘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

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二、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引用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鱼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触角,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

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邻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象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事。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和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

齐克果在日记中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哭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割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了。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

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当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和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静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嵇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

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美学大师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的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谧。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

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

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谧。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

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事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

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

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惊肉跳,可没有人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涌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瘾。”

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拥有美国国籍,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

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

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三、腼腆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刘震云如是说。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今天,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利用它们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

人们笑里藏刀,说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的是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该书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有时,这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

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他们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特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讷,内心淳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

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

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和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白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象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诃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心惊,而腼腆的姿态却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的粗鄙、丑陋、猥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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