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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41岁硕士苗卫芳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愤而自杀

41岁硕士苗卫芳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愤而自杀。他明白自己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硕士毕业的苗卫芳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父亲愤而自杀

硕士文凭对于苗卫芳的求职路来说没有增加太多的砝码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 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

苗卫芳一看就是个好人。他的急躁、软弱和善良,全挂在脸上。

父亲因其自杀带来的道德舆论双重压力,似乎没让他变得沮丧或者不堪一击。多数时间里他处在一种放空状态:恬静,友善,随遇而安。秋末校园的阳光,街头的熙熙攘攘,出租屋外打桩机的轰鸣,连同网上铺天盖地关于他的争论,一齐被他屏蔽在视线之外。

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他那本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一直没离身,仿佛他只是不小心被“你幸福吗”栏目记者随机抓到的路人甲。午饭时间,他小心翼翼打开手机——两年前花一百块钱买来的诺基亚1110,收了几条短信,连忙按了关机键。这样,世界就被他关在外面了。

“找我的人太多啦,全乱套了。”他用幸存者的口气说道,那种神情意味着形势有些意外,但局面仍在掌控中。显然这样会错失很多:熟人的联络,更多的曝光率,甚至是一些可能的帮助。但他觉得电话多就是该关机——对他而言挂断陌生来电太过粗暴,相比之下,关机就显得温和些。

他挑选了一些媒体——在他看来“有诚意”,或者运气很好碰巧在他开机时间打进电话的媒体——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那些重复的问题还是让他累得够呛,但他始终保持友善的微笑。他的经历以及与他相处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训练,而是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怠慢伤害到他人的同理心。他害怕得罪人,更确切地说,是怕伤害别人。他心软,一次次地被路边乞讨者的故事打动。“朋友都说那是骗子,可是当时我拒绝不了。”

他一样害怕被伤害。他在农村长大,但在出租屋外听到狗叫时的下意识反应仍然是想逃回屋里。采访时我开了个玩笑称他“大叔”,他黯然的眼神告诉我这句话刺到了他。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今年他41岁,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没有工作。

他很明白自己已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当父亲还戴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时,他请朋友到医院拍摄视频放到网上。这样就有了《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 老父气绝服毒》的新闻。

朋友发短信告诉他:现在网上对你炒作的议论很大,对你很不利。“我不否认希望通过此事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对记者们一遍遍地强调,拍摄视频时父亲实际上已经脱离危险,“我没有炒作。”

“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苗卫芳已不是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就在去年5月,他的朋友拍摄了一段他与父亲犁地种花生的镜头,广东卫视注意到这段后来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便邀请他去上海做了一期访谈节目,题目是“种地的研究生”。

那次节目之后,一些南方的企业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他含糊地表示“考虑考虑”,对方没再联系他。当然他也没打算去,“都是些电子、珠宝之类的。我不是鄙视这些工作,而是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仍然没有工作。显然,守候在父亲病床前时,去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启发。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今年67岁,他和老伴住在距离保定市区一百多公里的阜平县柳树沟村。在那个没有楼房的小山村里,苗家的住宅是四间黑黢黢的土坯房。家中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用来冷藏胰岛素的冰箱。苗卫芳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年卧床。

记者找到苗风山时,他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毛衣在地里收白菜。去年冬天动过腰椎手术后,他也在床上躺了4个月,现在走起路来仍不很灵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作。

患病前的苗风山是村里的干活能手。苗卫芳说,父亲是个不会出巧劲的“苦力”。对于前劳动能手来说,比丧失劳动能力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子苗卫芳去年读完研究生至今没找到工作,这让他在村里感到丢脸。今年5月25日晚临睡前,他悄悄吞下一瓶100片的安定。

几小时后,一觉醒来的老伴发现丈夫状况不对。苗风山被送往阜平县中医院,而后又转往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他的血液中安眠药成分≥3.9mg/L,而达到2.0mg/L即为中毒。

此次抢救前后花去的一万多元无疑让家里雪上加霜。苗风山并不知道如今100片安定已很难致死,这种在农村并不常见的自杀方式,甚至一度迷惑了县中医院的医生,他暗示中毒的病人可能已经垂危,家属们应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在县里做面条生意的苗卫芳赶到医院,他坚持主张送石家庄抢救。

事后苗卫芳对县中医院的医生颇有不满:“他怀疑可能是农药中毒。”实际上医生这样判断也不算奇怪,但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没人说我坏,但也没有人尊重我。”

10月19日,苗卫芳出现在河北大学校园里的人工湖边。营养摄入不足和阳光摄入过量导致他面色欠佳,而他偏偏又穿了件跟他脸色一样晦暗的夹克,还好这天阳光不错。他架起二郎腿,对着央视的镜头侃侃而谈。他做出各种手势,尽力让自己像电视里的那些学者一样温和儒雅。第二天晚上,他将出现在白岩松的节目里,全国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了。但他没打算告诉父母收看这个节目。

苗卫芳生性软弱,却并不随大流。在考研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凭着一种植物般的韧性,他让人生已经拐了好几道弯。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善良、急躁,还有勤奋。他记性好,小学时成绩优异。到初中却慢慢掉队,中考失利。

很多农村打工者聊起往事时都会说:“我小时候成绩很好,只是后来……”苗卫芳原本也应跟他们一样,毫无留恋地告别校园,回家务农或者出外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但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又通过关系上了高中。此时他已是20出头的青年,在一群少年中显得扎眼。理科的课程让他头疼,高二时他再度放弃学业。

他当过工地小工,做过豆芽、豆腐等好几种亏钱的小买卖。再后来他到呼和浩特打工,知道了还有成人高考这条道。他崇拜作家路遥,并像《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一样,白天拼命做工,晚上坚持读书。1998年,他考上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

两年后他如期完成学业,却因为学费欠费没拿到文凭。2002年他回到保定,又开始准备自考。2004年6月,他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并顺利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一篇关于他的通讯写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完成了他人生的两个嬗变:从一个社会青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工地上的打工仔转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几年后,他又拿下了自学本科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在教书之余准备的,他在一点点地给自己增加筹码。他是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在研一时,他又用课余时间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那是一本以自己代课经历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他曾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信奉者,相信赞美能感化顽劣的学生,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学生太难管,”他说,在私立学校里学生是上帝,老师却没有尊严。学生们当着他的面交头接耳,在课堂上捣乱,跟他顶撞,无视他的存在。他却无计可施。

“后来我也管,体罚,但他们不怕。”他说,“我个性软弱,学生能看得出来。”他也说过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愿教书,但这终究是气话。

村里人也没把他当老师看,因为他像那些打工者一样漂泊不定。几年间他换过4次学校。他说:“没人说我坏,但没有人尊重我。”在关于他的看法上,他相信学生和村民或者外面人都是一致的。

2006年冬天,他与一位代课女老师结婚。对方比他大3岁,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男孩。“老苗家可真能耐,一结婚就添了3口人!”村民冷言冷语道。

“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

如果不读研,现在是否更好?

“很难用yes或者no来回答。”他说。

苗卫芳考上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2007年夏天,一位教英语的同事抱回一摞资料,兴冲冲告诉他自己要报考河北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他觉得这是“挑衅”。“教英语的都能考历史学,我教历史为什么不能考?”

那位同事未能通过笔试,而37岁的苗卫芳却“阴差阳错”考上了。他颇为得意地在文章中写道:“多年读书的积淀,八年自考的经历,使我答起卷来如行云流水一样自如。尽管考前我根本没有复习,更没有参加考研补习班。”

复试时,老师随口感叹了一句:这么大岁数,将来找工作会很难啊。“我当时不知道。进了研一就知道了,上届师兄好多都没找到工作。这个专业是偏学术性的,不好适应社会要求。”他说。

但研究生的3年是他迄今最惬意的时光。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默念着“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词无数遍。“最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意念如同充足了气的热气球,再也无法压抑,气势冲天地向空中升去。”

那些“年轻得让他无法忍受”的同学在通宵达旦喝酒搓麻上网,苗卫芳则坚持每天上晚自习,学英语,写小说。研二开学时,他东拼西凑筹来一万元,自费印刷了1000册《二月兰》,在校园里摆摊售卖。卖掉了百八十本。这个成绩他已经很满意了,并且校园里还赚来了一些粉丝。如今想起来他仍然嘴角带着笑意,“说真的,这事还挺有意思的。”

大龄研究生并非只他一人。同级同学里,他发现一个比他还大一岁的,这很是让他感到安慰。与苗卫芳一穷二白不同的是,这些人到中年的老学生们入学前多在体制内有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也希望通过读研,试图给困顿的人生寻找一次转机。

直到参加面试前,苗卫芳才把考研的事告诉家里,父亲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成考,自考,考研应该都差不多。直到要办理户口迁移时,苗风山才反应过来:儿子要离开柳树沟,变成“国家的人”了。在柳树沟,虽然大学生并不稀奇,但研究生还是历史上头一回。“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学校,不是过去那些杂牌军!”父亲跟村人说。在乡邻面前,他夸下海口:“公办学校里老师的学历还不如我儿子,他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

村人的眼神里开始有了些“小小敬畏”。“但他们是在观望,你好起来就巴结你,不好的话就踩你。”苗卫芳分析。他也听到一些在外见过世面的人的评论:考上也白考,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苗卫芳早就知道3年后的就业将是个难题。企业招聘30岁是道坎,公务员的线则划在35岁。而他毕业时却已年逾不惑。每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还蒙在鼓里替他高兴,他就有些难过。他有意不提就业的事。再后来,父亲也不说了。

他的婚姻却在日趋窘迫的财务中走到了尽头。“不挣钱没收入,读研还花家里钱。”前妻提出了离婚,并退还了当初的彩礼。

对于老之将至的父母而言,40岁的儿子考上研究生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人生有了转机,也许不用再“打工”;悲的是不知毕业后的运气如何,而且研究生读下来也得花费不少——虽然没花他们的钱,但在他们看来,儿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也便是他们的钱。

研三毕业前,形势已经明朗了,苗卫芳班上19人中仅有4人确定去向,大家在一片愁眉苦脸中毕了业。那几位“大龄同学”也多在一番碰壁后料定“转机无望”,各自回了原单位。

苗卫芳对公司没有兴趣,那不是他要的能搞创作和研究的“理想软环境”:“老板天天逼着你,每天多少个M(剩余价值)给我创造出来!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不能,会自杀的。”

因为《二月兰》和之前一些作品,苗卫芳在保定文坛已小有名气。他想找个“文联或者作协”的工作,因为“清闲,没人管,还可以自己搞搞创作”。但那些作协的文友们告诉他:交流可以,工作没戏——公务员招考35周岁的硬指标谁也动不了。

2011年春夏之交,他写完论文回老家种花生。村里人已经知道苗风山夸下的海口无法兑现,对苗卫芳的不屑也公开化了。他走在路上,别人看着他远远地笑。他去找人借东西,没人搭理他。“我自己没听人家说什么,但是父亲都听到了。”

苗卫芳对村人的不善早有准备,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不一样,不值得计较。但那些讥笑和言辞却深深地戳痛了父亲苗风山,他坐立难安。

苗卫芳曾说过自己可以当陶渊明:“如果我有工作回去种地,他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路被堵死了。”他又自我安慰道,“我有精神,有追求,可是他(父亲)什么都没有。”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他之前说过好多次,‘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活了。’我们都没当真。”苗卫芳说,“没想到他真的做了。”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后,俩人间的对话更加小心翼翼。没过几天苗卫芳就知趣地出门了,他仍然只能在私立学校里寻找一些短期辅导班的机会。如今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各类农具迅速占领了原本属于他的那间厢房。从去年6月到现在,苗卫芳乃至苗家在柳树沟就像一个笑话。

在苗卫芳几十万字的各种小说中,主角原型都是一个个自卑善良又敏感拘谨的人,就像他一样。他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甚至写到终极问题,对人生的变幻莫测感到怀疑。

他的作品中很少写到村民,因为他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也很少写到父亲。苗风山话不多,按儿子的说法是“跟他一样说话太直”。前来寻访的的记者都被苗风山带到苗卫芳的婶婶家,这个精明的婶婶看上去是苗家的代言人,但对侄儿不恭的评价,使她听起来更像是柳树沟村民的代言人。“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苗卫芳的婶婶说,“他父母亲年纪那么大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他不正儿八经找个工作挣钱,还要写东西,脑子有问题。”

一旁的苗风山面无表情地听着——之前他每次想开口说些什么总是被她制止。在私下里,他还是会夸苗卫芳小时候作文写得棒,他说苗卫芳是个善良的人。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只是在村里他没法理直气壮地引以为豪。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他还是很关心研究生儿子的著作。他说看不懂苗卫芳的第二本书《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言下之意他读过《二月兰》),那是他儿子的硕士论文。

他没有提出想见见儿子,而躲在保定市内出租屋里准备报考阜宁县中学教师的苗卫芳,也拒绝了随记者回阜平老家的提议。舆论对他的关注程度让他惊讶,他总结说:“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事。而且他们中间肯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村出身,在外漂着。他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共鸣。”

记者们还在陆续奔向柳树沟,这让苗风山不胜其扰。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和老伴住到隔壁镇的女儿家,他们希望避过这阵风头。而苗卫芳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只是提示音从关机变成了停机。(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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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评论 火速盖楼»

  1. 当代的范进中举啊,可惜不是金榜题名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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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选择“啃老”;即使工作一年的人,对工作的满意率也只有47%。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大学生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就业压力。

    (1) (1)
  3. 我上高中的时候村里对我家的态度也是那样,因为之前在市里一所重点初中上初中,但是中考的时候差十多分上县重点高中,我妈准备交一万多借读费让我去上,但我没去,上了一个普通职高,在上学的三年里,村里人对我家尽是冷嘲热讽(我哥我姐也是上大学),说我家一家傻子,夫妻两个拼死拼活的干活,家里也没有一个上重点高中的,不如早点回来去砌墙当建筑工人得了。在我上完高中之后,我凭借良好的发挥,我来到了这所排得上全国前十的大学的时,村里人对我家的态度完完全全翻了个——这就是真实的农村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可以说,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因为中国人着这种农民思维造成的,即使是一些在城市里生活了好几代的城市人(富商或是官员),他们也不例外,虽然身份上不是农民了,可是骨子里仍然是那种思维方式。要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文化上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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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卿本佳人:
    我上高中的时候村里对我家的态度也是那样,因为之前在市里一所重点初中上初中,但是中考的时候差十多分上县重点高中,我妈准备交一万多借读费让我去上,但我没去,上了一个普通职高,在上学的三年里,村里人对我家尽是冷嘲热讽(我哥我姐也是上大学),说我家一家傻子,夫妻两个拼死拼活的干活,家里也没有一个上重点高中的,不如早点回来去砌墙当建筑工人得了。在我上完高中之后,我凭借良好的发挥,我来到了这所排得上全国前十的大学的时,村里人对我家的态度完完全全翻了个——这就是真实的农村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可以说,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因为中国人着这种农民思维造成的,即使是一些在城市里生活了好几代的城市人(富商或是官员),他们也不例外,虽然身份上不是农民了,可是骨子里仍然是那种思维方式。要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文化上动手。大学生的择业观实际上反映的并不是大学生自己的择业观,在中国现有的文化环境之下,更多的反映的是大学生父母的择业观,甚至是大学生父母身边的那些具有小农思想的人群的择业观,无论是考研还是考公务员,也都是一样,就业也是一样,在这种环境下,有多少人能保证自己按照父母意愿所找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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