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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之前发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医生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很多医生选择放弃“过度治疗”,希望有尊严地死去。

作者是北京宣武医院主治医师,新浪微博帐号是@莲子清如许。

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慢慢地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

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是三分之一,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建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我时常胡思乱想,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

进了NICU(神经重症监护室)只三天,我就特别沮丧,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我开始怀疑医生的价值: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

我永远记得当年作为住院医生轮转内科时,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她刚刚30岁,患晚期肺癌,胸廓变形了,头上有两处颅骨转移,包着白纱布。她整整三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间或眯眼打盹。她那位可敬的爱人没日没夜地守着她。

我值班的那天,她爱人来找我,说她疼得厉害。我忙去看她,情况已经是相当惨烈:她的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每日几乎不进食,整个人都浮肿了,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白净,可以透过薄薄的皮肤看见她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地搏动。

我听了她的肺,全是痰鸣音,她却没有一点力气咳出来,只能靠护士吸痰,但每吸一次都极度痛苦。肿瘤让她疼痛得神志不清,普通的止痛药无济于事,只能打杜冷丁,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

我给了她一支,不是很管用,仍疼得迷迷糊糊。我也不敢再给,不知如何是好。她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她,脸上表情极其复杂。在这个寒冷的深夜,暖洋洋的病房里,一口一口地喂她吃冰棍,她像个孩子一样,慢慢地吮吸着,奉如甘饴。于她而言,每一次进食,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种奇迹。

我每天都会知道她还在消耗维持着,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到的中午,抢救现场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从容,她爱人不停地给亲友打电话:“我媳妇快不行了,你们打车来吧……”泣不成声,那种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让我简直要窒息了。

她已经完全昏迷了,脸肿得厉害,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死气”,轻轻地喘息。她终于可以平躺在久违了三个月的床上了,她就在这张她趴了三个月,却从未躺过的床上永远睡去了。

年资高的大夫在从容地临终抢救,大家都明白这对于她及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也许是年资太低,工作还短,心里还留着一条缝——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我的整个心都憋得很疼。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我拿这件事尽我所能与他人轻描淡写聊了半天,掩饰我这种不符职业情感的心理,而结果却是愈加郁闷。

我还主管过一个患者,她是个72岁的老人,患脑肿瘤,高颅压、慢性脑疝形成。我们神经内科只能用药降颅压,但是时间长了很快会肾衰的,根本问题(肿瘤)不解决,不可能好转。所以,我们确诊肿瘤之后让家属尽快转科,但是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他们也就尽到了孝心。

老爷子被这两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也想赖在神经内科。其实转往神经外科,尽快手术,老太太还是有救的,至少不是目前的等死状态。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终于同意了转科,这样又拖延了一周左右。我当时都恨不得大嘴巴抽那几个矫情的子女,这是为老太太好吗?

不过,现在我渐渐想明白了,普通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死时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生者害怕死别,害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就硬要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过程。有希望救的,就应该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但是无意义的抢救,该舍弃还是应该舍弃。

我工作了十年,见过各种死亡场面,感慨良多。很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输液器、胃管、导尿管、氧气管,甚至是气管插管。最后那一刻,真的是惨不忍睹,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感。亲属盲目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世俗的所谓“尽孝”。

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创抢救他爹后,在地上“梆梆梆”磕的响头;想起患者离去后,家属惨烈干嚎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老爹死后不及时入殓,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我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大师兄,他气度非凡,大高个子,声如洪钟,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他理解力、记忆力都超强,专业知识(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神经生理)和社科知识都超强(历史、政治、文化、艺术)。

我简直没见过比他更神的神经科医生。他看病,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在旁观摩,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从查体到诊断、到治疗,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让病人觉得宽慰,让我们觉得到位。他给大家讲课,旁征博引,口吐莲花,思路清楚,特别实用。他没出过一天国门,但是用英文作讲演时,那种地道和流畅,让很多海龟也汗颜。

45岁时,他查出肝癌,做了肝移植。他一度还复出,松散地出门诊,经常跟我这个闲云野鹤的人聊,他说他是提前进入耳顺阶段,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我们探讨过工作的目的,他说最低级,工作是为了生存;高一些,工作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最高境界,工作什么都不为,就是工作。

他做完肝移植手术一年后,癌细胞再度扩散。他还发消息跟我说,不要担心,他这一型扩散后最高生存期是7个月,他要试试挑战纪录。至今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

他的葬礼在八宝山,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中,我悲不能已。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他爱人也是医生,放弃了一切有创抢救。师兄总算是可以安静地走了。我后来想通了,默默地跟他说:师兄,你先走一步,大家都会再见面的。

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

延伸阅读:医生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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