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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柴静:告别卢安克

柴静:告别卢安克。柴静的文字,总是淡淡的,却含着力量。“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配合视频阅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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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广西访问在深山板烈当教育志愿者的德国人卢安克,今年八月,我收到他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样本,说“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2010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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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有点佝偻了,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淡白,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还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一个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滚圆鲜红的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溅在嘴里的味儿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是的,有一些压抑的”。

“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攒了满满一手豆角不撒“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木柴碎片,拢起来放在火堆里。老范说看回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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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光线,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韩运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怎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一脸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教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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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日快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给他打着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他只为了想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小纪和蚂蚁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过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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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提到一本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12岁小孩写的书,当时这个小孩扼杀了无数同年龄的孩子,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为了找回归属,他们什么都愿意做,都没看清楚对方是同胞还是敌人。

卢安克说:“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他当年我们采访的他的学生,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加入了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里,空虚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创作时,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在与别人的比较和外界的压力下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知道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象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这个改造需要的知识。

而创作在卢安克的理解里,就建立归属的方式。青春期的孩子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所以他说,靠说话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创作,让他们一起进入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中,感受会象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再来滋养一个人。培养了基础的行为和感受力再来解放他们的思想,“否则会乱”。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是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个事情,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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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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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他不伤害谁,也不违背自己,他自己来承受命运加诸于身的全部后果,他只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

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是此时的感受,让我说出节目结尾的话,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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