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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认真做自己

彭水村官任建宇: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

彭水村官任建宇: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因言获罪”的任建宇“出来了”,自由的路还很长。

11月19日下午3点半左右,任建宇走进一家移动电话厅,递给服务员一张一元纸币。他打电话给父亲任世六:“我出来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你撤诉没有?”父亲问。

“没有。”

“坚决不能撤诉!”任世六强调说。

去年9月23日,任建宇,这个重庆彭水大学生村官,被重庆市劳教委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布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呆了近一年后,今年8月21日,他向重庆三中院起诉重庆市劳教委违法劳教。

11月19日下午1点30分许,在涪陵劳教所,靠近任建宇房间的值班人员的电话响了。一年多来,任建宇对电话铃声一直很敏感,这次,他感觉这个电话是关于自己的。

果然,管教很快走进来,通知任建宇换衣服。劳教所一大队领导带任建宇来到办公区会议室。重庆市劳教委工作人员前来对他宣布,已经撤销了对他的劳教决定,并希望任建宇撤诉。任建宇没有同意,他坚持要法院给个说法。

任建宇出了劳教所,头也没有回。有个说法,从监狱、劳教所出来的人,是不能回头的。

他给父亲打电话报告了自己出来的消息,但女友的电话,他没有打通。

他决定回到永川,那是他女友住的地方。晚上,女友见到久未谋面的任建宇,喜不自胜,而此时,任世六也从市区赶到了永川。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晚饭吃的全是肉。”一年来任建宇在劳教所瘦了30多斤,他的女友再也不能嘲笑他胖了。以前,他笑她矮,她笑他胖。

他很兴奋,在11月20日凌晨1点发了一条微博:“回来了,真好!谢谢,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夜深人静,愿好人好梦!”

就在任建宇离开劳教所之时,他的代理律师浦志强接到重庆三中院电话,获悉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违法劳教一案将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宣判。浦在20日上午赶到了重庆江北机场。和任建宇一起迎接他的,还有同样因发帖被劳教但如今已重归自由的方洪、谢苏明、彭洪、曹涧等人。

“我们都是劳教人员,都是在薄、王时期因言获罪的人。”方洪说。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结果。11月20日下午三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准时开庭,被告重庆市劳教委没有出现。

“(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驳回原告任建宇的起诉。”法官宣布。

这天,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担任重庆市一把手。

“我的心情难以平复,比较失望。”在法院门口任建宇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住,他说,“裁定结果和之前劳教委找我谈的差不多。”

同样很失望的还有律师浦志强:“这个结果我们预料过,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确认劳教委违法。”

“法官应该也明白,一个人在被限制自由期间,无法到法院起诉劳教委。”浦志强补充说,“我毫不怀疑重庆三中院维护法制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在十天之内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浦的身后,法院大厅内的一块石碑上,刻着邓小平的语录:“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而重庆三中院宣判庭内,挂着一则格言:“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南都周刊:出来了,感受如何?

任建宇:很轻松。我这两天给朋友打电话,就一句话:我回来了。我设想过很多种走出劳教所的方式,后来我还是对他们说,你们都不要来接我,我自己走出来。

南都周刊:这次的劳教事件,对你来说,算是一个教训吗?

任建宇:应该说,是一种经历吧。

南都周刊:还记得去年8月17日、18日接受警方调查时候的情景吗?

任建宇:恐惧呀。当时我想,要是能出去,丢了工作也不怕。我记得公安局的人和我吃饭,对我说,以后不要做这个事情了(指发微博评论社会问题)。我一个劲儿给他们敬酒,说“好,好。感谢你们”。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没事的。

南都周刊:接到劳教决定书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任建宇:我整个人都麻木了,他们让我做啥,我做啥。他们说要刑拘我,我都不敢问,就按指纹,我按了好几次都没通过。警察对我说:“现在你知道慌了?”

南都周刊:去看守所的路艰难吧。

任建宇:(笑)其实,公安局的人带我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说是快一些。结果,那条路封路了,我们又绕了回来。当时我就想:路都有问题,我肯定没问题。不过,他们也不大清楚我到底做错了啥。到了以后,看守所的警察问:什么罪名?他们不知道,还打电话给重庆总队去问,然后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看你罪名多大!我们这里办过的最大的罪名才是偷越国境。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真的错了吗?我看到你写的《悔过书》,说对不起党和国家,对不起人民。

任建宇: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当时对那份《悔过书》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说要写得深刻一点,所以我是好好写的。我酝酿了一个晚上,打好了腹稿,后来写了半天。我写得还是很诚恳的,对这个东西寄予厚望。当然,我也写了一些套话。

南都周刊:劳教所的日子怎么样?

任建宇:知道自己要住两年,反而放松了,也不再抱有希望了。我一开始去的是管训队,上午出操、站军姿,学会“报告”和服从,下午一般就是出工,做包装纸板。在里面每天都有任务,完不成要面壁,不过我从没有面壁过。出来的时候,我好像积攒了196分,减刑19天。

南都周刊:据说,唱红歌也会减刑。你唱吗?

任建宇:我不会唱,也是反对唱红歌的。过节的时候都会集体唱红歌,我一般都是混水摸鱼,不出声。我有时要写稿,写思想汇报。我记得还写过一首关于“人生轨迹”的小诗,因此被减刑一天。

南都周刊:在劳教所里面,常常看新闻,关注时政吗?

任建宇:是的。我每天都会看新闻联播,看法制报纸。方洪也会经常和我们讲。十八大报告我也看了,特别关心深化改革那部分。

南都周刊:知道关于王立军的消息吗?

任建宇: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2012年2月2日)之后,我就知道了。整个劳教所都很兴奋,警察也是。其实,我是想过要考警察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副市长啊。)是,但他不当公安局长了。

南都周刊:温家宝总理的两会答记者问,你看了吗?

任建宇:两会期间,其实我最关心的是这个。我当时没有看完,后来看到新闻了。温总理批评了重庆,还说到“文革”的遗毒。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任建宇:我自认一直比较正直,有一点愤青。2011年初,我开通了微博,看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个时候,我对重庆的一些做法有很大的怀疑,比如“万元增收”,其实是宣传很大,但落不到实处。

南都周刊:知道彭水诗案吗?

任建宇:我以前从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报道。当时觉得真是很神奇,写首诗就出事了。后来,我也……(笑)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有勇气起诉劳教委的?

任建宇:在方洪案胜诉之后(2012年6月29日)。其实,方洪更尖锐一些,我容易妥协。当时我想过所外执行的。到了7月,我就决定上诉了,希望家人不要阻扰我。

南都周刊:相比较劳教和接受审判,哪个你能接受一些?

任建宇:审判。这样的话,我还可以上法庭,还可以申辩。要是被劳教,公安一家说了算,不用上法院,都没人知道。

南都周刊:现在劳教撤销了。以后有什么打算?还回彭水当公务员吗?

任建宇:去年我离开彭水去涪陵劳教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去了,我觉得彭水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现在我要回去,回去工作是恢复我身份的证明。至于以后,我不知道会做什么。

南都周刊:你父亲说,会让你以后说话收敛一些。你会改变自己吗?

任建宇: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改变想法,但是我会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南都周刊:重提起你的“不自由、毋宁死”T裇。你现在怎么理解自由?

任建宇:人都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权利更需要自己去争取。

(据《南都周刊》记者与任建宇对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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