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无法直面：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失序的农村

1941年，当城里人时时抬头看天，害怕敌机来袭的时候，洛阳乡下的人们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

那时，每天都有乡下的小脚老太太，穿着专为赶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色的绣花鞋，进城去庙里烧香，祈求菩萨神仙们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袭期间，她们依然坚持进城，就像乡里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那些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的城里人，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也会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那个夏天，格兰姆·贝克看到的洛阳，也是一个正被干旱威胁的地方，“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金色黄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无雨意”。从前一年开始，洛阳地区的降水量就明显少于常年，到了1941年，人们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终未至，旱情依旧在蔓延。

其实，又何止洛阳，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那一年，几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农作物严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况更糟。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那时，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仍然是国民党手上最丰产的省份，国民政府从那里征购粮食供应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需求，这样的负担，令河南的农民在往年储藏下的粮食早早告罄。他们已在典当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砍伐庭院中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来应对政府的横征暴敛。

更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虫、大水继续肆虐。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村庄与良田，耕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与棉花，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于是，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本来传统的村庄，即使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但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使得融入其间的个体将稳定的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然而，那时的河南农村，正如一位记者所见，满眼都是毫无秩序的状态，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当有人买了油条、大饼、馒头一类吃的东西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抢下填到嘴里吃着跑开，在将被追到时，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其一顿痛打之后，也便放弃了那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严酷的现实，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一无所有的父母，为了换一口活命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孩子，女孩子们也会被外地来的妓院老板以极低的代价带走。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然后自杀。曾经温情脉脉的乡村中，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都荡然无存。

在这样一个人间，人们该如何应对那无尽的苦难？

无奈的逃难

在传统的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强大的集权政府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1940年代，河南的灾荒已成事实时，国民政府或耽于抗战，或碍于国际形象，却迟迟不见任何及时有效的行动，广大的灾区简直就是无政府的状态。于是，当遍地绝望的时候，茫然无助的灾民，只有向着更远的有粮食的地方逃难。

1943年春，修武县境内，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人们还是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西村乡当阳峪村是个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两年多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人相继死去，大道旁、草屋内，饿殍遍野，饥尸纵横。死亡的威胁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乡。农民韩黑旦，先是让年仅11岁的长子随人逃荒出走，随后他也携带妻子和4岁的幼子去山西逃难，仅走到30里外的双庙乡境内，幼子就已饿死途中。

而与此同时，在十几里外的杨楼村，杨秀山一家已到了随时都会被饿死的地步，他们也决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个姐姐出嫁在徐州东边的海州，听说那边生活好，便决定投奔，以图有个照应。那时往徐州去，必须由开封搭火车，于是，一家5口人一边讨饭一边赶路，去往开封。一路上不时见到饿死在路边的尸体，有的衣裳也被脱去。

在开封车站，到处都是往东逃荒的灾民，火车是露天货皮车，人们拼命地往上挤，有的踩着别人的头向上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火车开动后，有的家庭，有人上车了，有人还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无论谁听了都会掉泪。而在车站周围，一些被挤散走失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离开，最后就饿死在那里。

也是在那时，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户已断炊，无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于是，陆陆续续的，山区总共的2000多户人家中，有1600多户，开始逃难而去，他们沿途乞讨，远走他乡。

在孟县，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灾害几乎一起袭来，其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全县共死亡3万多人，至少10万余人外出逃命。那时，黄河北岸已被日军占领，南岸的渡口则被国民党军队常年关闭，一部分西逃的难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带、葫芦作为救生圈，泅过危险的激流，偷渡黄河，逃亡西安、宝鸡。

还有一些逃荒者，则徒步跑到沁阳，挤上道（口）清（化）铁路的闷子车，辗转逃到豫东、苏北、皖北一带贩卖估衣、首饰等，有不少妇女儿童被带到那里后则被卖给富家当起了杂工、小妾和童养媳。

河南省的西南数县，是那场灾难影响较小的区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然而，从舞阳往西，在许（昌）南（阳）公路上，却又有着另一种惨相：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出来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蒙着脸……这些大都是来自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是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

那时，在几乎遍及全省的灾区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每一座车站，每一条公路都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与苦难。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的，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